我为什么要研究荀子？
2007年6月，我结束了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乘机回到北京。回国前，庞朴先生与我联系，说8月份准备在山东临沂举办一场“荀子思想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请我帮助邀请海外研究荀子的学者，同时也推荐一些国内的年轻学者，为未来的荀学研究培养人才。美国研究荀子的有王志民（John Knoblock）和柯雄文（Antonio S. Cua），王志民已经去世，柯雄文因为身体不好，也未能赴会。但我邀请到了史景迁、金安平夫妇，金安平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狄百瑞的博士，专攻先秦思想史，对荀子情有独钟。另外，当时还在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任教的李晨阳教授也答应赴会。我还推荐了一批年轻学者，庞朴先生悉数邀请。出国一年，家里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但荀子会议很快就到来了。当时临沂还没有通高铁，我们要先坐火车到济南，然后由山东大学派车送我们去临沂。我是和陈来先生一起去的，路上我对陈先生说：“荀子有什么好研究的？庞先生怎么想到搞这样一个会？害得我们来回折腾。”陈先生说：“是啊！荀子讲得明明白白，似乎可研究的问题不多，我们就舍命陪庞公吧。”当时我还沉浸在思孟学派的研究之中，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就是讨论子思的。然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并决定下一步将研究荀子。我研究思孟学派，曾受益于庞朴先生，而我从思孟转向荀子，竟也是由庞先生主办的会议所促成，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今天来看，2007山东临沂荀子会议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可以说是荀学研究中的一次盛会。不仅会议规模大，而且著名学者汇聚一堂，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美国方面有杜维明先生、成中英先生、史景迁夫妇以及李晨阳教授等一批学者到会，中国台湾方面也来了不少学者，包括着力提倡荀学的刘又铭和佐藤将之教授，内地方面更是来了老中青一大批学者。当时郭店竹简的热潮还没有退去，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仍在思孟学派，不少学者对荀子持质疑和批评态度，这自然引起那些持同情理解荀子态度学者的不满，双方在会议上发生激烈争论。正是在聆听大家的辩论时，我暗下决心：是该研究荀子了。
从临沂回来后，我对下一步的研究做了规划，决定由思孟学派转向荀子。到了2008年，我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出版，同年我又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土文献与荀子哲学》，这样我便正式转向了荀子研究。回过头来想，我的转向并不突然，而是具有某种必然性。1998年到2008年，我主要利用郭店竹简研究思孟学派，我研究思孟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将子思《五行》篇中“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解读为仁内义外说，认为“形于内”的“德之行”主要被孟子所继承，而“不形于内”的“行”则对荀子产生影响，从孔子、子思到孟、荀，实际是儒学内部的分化过程。孔子、子思不仅影响了以后的孟子，同样也启发了荀子，思想史上虽然不存在一个“思荀学派”，但从思想的影响上看，他们同样存在联系。分化的好处是深化，孟子提出性善论、浩然之气、仁政等，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荀子提出性恶心善说、隆礼重法、“化性起伪”等，发展了孔子的礼学。但分化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窄化，孟子发展了儒家仁学，但对礼学讨论不多，对制度建构重视不够；荀子发展了儒家的礼学，但对仁学的理解存在偏差，没有充分肯定个体的道德主体，因而存在过分强调外在权威、礼法教化的问题。原本丰富的儒家传统，由于孟荀各执一偏而向不同的方向发展。面对整全的儒家传统，孟子可以说是有所失，荀子是有所偏，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孟荀的思想进行统合，而不是争论到底是孟子还是荀子更能代表儒家传统。这时我对先秦儒学的理解，与传统孔子、子思、孟子一线单传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
出国前，有一次碰到余敦康先生，余先生说：“梁涛，你写了那么多思孟学派的文章，我们看不过来。你有没有一句话？把你的研究概括出来。比如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句话，我们都明白了。”余先生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在哈佛访问时，我开始撰写《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说的检讨与重构》一文，可以说“回到‘子思’去”，便是我对自己研究的概括，也是对余先生的回答。离开哈佛前，杜维明先生曾主持了一个思孟学派的工作坊，我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文章。我说“回到‘子思’去”，不是指历史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回到，而是诠释学意义上的回到，是指恢复根源文化生命的丰富性，在此丰富性的基础上重建儒家道统。“子思”也不仅仅指子思本人及其思想，而是代表儒学一个思想丰富的时代，一种合理的思想结构。如果说从子思到孟、荀是儒家整全的思想开始分化，又在局部得到深化的话，那么，从孟、荀回到“子思”，则是要在此深化的基础上，对孟、荀各自的思想创造进行统合，进行再创造，重建儒家道统。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荀子已是呼之欲出，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下一步要研究荀子。而在临沂荀子会议上听到学者的争论时，这些问题一下被激活了，于是下决心要研究荀子了。所以我由思孟学派转向荀子，是前一段研究的自然延续，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