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学史研究的新收获

　　■韩星

　　张兴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成果《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在2025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在广义“经学史”，即将狭义的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和清代今文经学放在一起的“经学史的视野”下来研究《中庸》学史，回归经学传统，对历代《中庸》注释的重要学者的诠释特点与思想宗旨进行研究，对《中庸》学史有比较清晰的梳理。作者认为，之所以将《中庸》学史的研究放在中国传统经学史的视野下，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主流就是经学，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与魂”，不研究经学就很难真正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独有精神，将《中庸》置于中国传统经学史的视野下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庸》学史的流传与发展演变，对于当今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有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提出《中庸》学史研究有纵向、横向两个角度。纵向角度，即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研究，它涉及《中庸》文本自创作之日起，在每一个朝代的发展状况，包括其发展的背景、学术派别、研究者及相关著作；横向角度，主要包括《中庸》学历史上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其中重要代表性人物及其著作同时交叉出现在《中庸》学术史中，是研究《中庸》学史最核心的内容。作者通过对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康有为等人《中庸》学著述的研究，从《中庸》学的分期问题、文本注疏的角度、经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庸》学术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相结合来梳理《中庸》学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中庸》文本本身的问题、《中庸》历代注疏与阐释、《中庸》的外缘影响。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中庸》学史的问题很多，从哪里入手？作者找到了历代学者诠释《中庸》文本时所体现出的行为主体与思想主旨这个切入点，试图从整体上充分把握历代《中庸》诠释中行为主体与思想主旨的发展演变，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庸》学史所涉及的各种问题。

　　作者认为《中庸》学史的核心人物是郑玄、孔颖达、朱熹、王阳明、康有为，他们在《中庸》学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而独特，是研究的重点。作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和《中庸》自身的发展，初步将《中庸》学的发展分为汉魏时期的初创期、隋唐时期的凸显期、两宋时期的关键期、元明时期的深化期、清代时期的繁荣期。在每一时期选取代表人物重点研究，并纵向比较。以郑玄和孔颖达为代表的汉唐《中庸》注疏，两人都以政治为核心来注解《中庸》。郑玄《中庸注》体现了郑玄明君治国理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孔颖达《中庸正义》则是以“中庸之道”为理论基础，以“为政之道”的顺利实行为宗旨，着重突出的是明君中庸之道基础上的明君重贤用贤。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中庸》注释则转变为“道统之传”，重点是儒家道统论与学者修养工夫论，其中道统论包含道学与道统两个方面。道统说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为儒家学者道德修养工夫论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认为《中庸》学与其“致良知”思想紧密相连，主旨是诚之者修道之事。其《修道说》就将“中庸”与“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讲诚之者如何修道之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中庸》学着重阐发了孔子立教改制思想，其《中庸注》将《中庸》理解为孔子之行状，视孔子为孔教教主，以阐述孔子之立教改制说为核心，是一部努力将儒家经典文献与社会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经世之作。

　　对《中庸》学史我觉得仍然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对《中庸》的思想主旨，作者从儒家政治哲学说、儒家道德伦理说、儒家君子之道说、儒家心性哲学说、四大阶段论、极高明而道中庸6个方面对学界的研究加以综述和考辨。我认为，与《大学》主要讲内圣外王不同，《中庸》主要是讲天人关系的，是以天人关系为主，以内圣外王为辅，构建了天人、内外一体的哲学框架。天人关系作为主线，“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阐明天命、性、道、教的意蕴及其相互关系：天命是本原，性是指上天所赋予的人之本性，道是指合于天道的人之道，教是教化，含有修道化人之意。以天命为背景的性、道、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而以道为中心环节。就性与道而言，性是体，道是用，以道来体现人之性。就道与教而言，道是本，教是末，以教来修明人之道。内圣外王作为辅线，以修身贯通内圣外王。《中庸》提出治国平天下的九经，以修身为第一。“九经”就是治理国家平天下需要遵循的九条原则，具体实践过程就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反映了从修身做起，由近及远，下学上达的基本思路，其中修身是“修己”，其余八条都是“治人”。修己治人合起来就是内圣外王。《中庸》作为“孔门传授心法”，既包含个人修养的功夫，也涉及如何将这种修养应用于外在世界，以辅助天人关系。天人关系与内圣外王在《中庸》中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合为一体。个人通过“内圣”功夫完善自身，才能更好地效法天道（天人关系）；而通过“外王”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天人一贯。这种统一性使《中庸》成为连接个体修养与宇宙秩序的枢纽。

　　第二，“中庸”与“诚”有内在逻辑关系。自从南宋王柏提出《中庸》前半部分谈“中庸”，后半部分谈“诚”以来，学界一直有争议。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源流始末进行了梳理，提出将《中庸》这两部分合在一起，从整体上考虑，对此我非常赞同。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庸”与“诚”有内在逻辑关系：“诚”为“中庸”之本体，“中庸”为“诚”之发用。《中庸》把“诚”提到本体论高度，视为天地万物的根本真实与道德根源。“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可见，天人一贯之道就是“诚”。“诚”的发用是从百姓日用贯通到天地万物的中庸之道。因此，逻辑上“诚”是“中庸”的本体依据，“中庸”是“诚”在人事中的展开。“中庸”是实现诚的实践方法与途径，并非平庸或折中，而是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处世原则，需要对“诚”有精准把握与笃实践行。“诚”为“中庸”提供内在动力与道德确信，不使“中庸”流于形式或权术。若无“诚”，“中庸”可能沦为圆滑世故；若无“中庸”，“诚”则无法落地实现。二者同时构成“体用不二”的关系：诚为体，中庸为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在修身实践中，“诚”是修养目标，要求“自诚明”与“自明诚”的统一；而“中庸”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功夫。逻辑结构上二者形成一个闭环：“诚”提供终极价值依据，“中庸”提供实现路径；实践中的中庸又反哺“诚”的深化与验证，内在道德（诚）与外在行为（中庸）的辩证统一，也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

　　第三，《中庸》工夫论的核心是“慎独”。对此作者在综述和正文中有较为充分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对以《中庸章句》为代表的朱熹《中庸》学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发，指出朱熹主要在音韵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汉唐儒者的承袭与发展，在义理方面对二程、张载、吕大临等宋儒的传承和发挥，还花了大量篇幅讨论朱熹的道统说。不过，在工夫论中作者没有专门讨论“慎独”，可能是认为这方面学界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对王阳明《中庸》学的主旨，作者认为是“修道”，并比较了阳明与朱熹对《中庸》理解的差异，提到“慎独”但没有专门讨论。“慎独”是儒家内省的修身传统，由曾子、子思发其端，贯穿朱子与阳明的一个重要共识，被看成千古圣学的真血脉。明代整体上虽为朱学笼罩，但中叶以后王学异军突起，对朱子学构成巨大冲击。刘宗周作为明末大儒，上承濂洛，下贯朱王，一般认为他是阳明弟子，其实他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立志传承发展孔孟正学，对朱子、阳明都有批判吸收，在会通中加以整合，其为学特别突出的是以慎独为宗，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中庸》文本的整体性。朱熹《中庸章句集注》序中概括《中庸》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并引程子所说：《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是说《中庸》理事圆融，理一分殊，由“天命之谓性”渐开，至“无声无臭”渐合，首尾呼应，一理贯之，这就揭示了《中庸》思想的有机整体性。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庸》看成一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例完整，逻辑严密的经典文本。

　　第五，在对《中庸》主旨整体把握基础上贯穿《中庸》学史的逻辑主线是什么？可以理解为“中”，从“用中”的为政之道到“中庸”的道统阐述，到“诚明”的中和位育境界，贯穿儒家为政、修身与宇宙观的思想系统。这方面还需要在进一步研究中细化。

　　第六，《中庸》学史还需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上唐宋之际、明清之际和近代三次思想转型，对《中庸》诠释的思想方向和主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影响深远。特别是明清之际王夫之，作者只有简短的介绍，没有展开。王夫之指出《中庸》“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而为天德王道之全”，他推崇朱子，诠释《中庸》宗旨是“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礼记章句》全部录用朱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并在各篇前有一段前言阐明意旨，其中《中庸衍》肯定程子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拿出来“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点”，朱子《章句》“深切著明”，反映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王夫之在《中庸》学史上是绕不过去的一位大家，他综合汉宋，推天明人，内外贯通，在明清之际巍然凸起，使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相形见绌，《中庸》学史需要对他作重点研究。

　　统观全书，《中庸》史时间跨度大、人物和著述众多，除了儒门，还有其他诸子、佛教、道教界对《中庸》的注疏，对相关思想观点的论辩，所以要完成一部详尽系统的《中庸》学史，实属不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山东省曾子研究院尼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