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靶心到内心

　　

　　超越对军旅生活表象的描摹，北乔在小说集《瞄准》发出了贯穿整部作品的叩问：在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军人”这一身份的核心价值究竟为何？这一追问不仅是对书中角色的考验，也直抵每一位读者的内心。小说在第四章的开头给出了答案：“用心瞄准，无意击发。”

　　这句颇具禅意的话，道出了作品的核心理念：价值在于过程本身，在于瞄准时充分的投入，而非击发后功利性的结果。作者试图告诉我们，“瞄准”实则是一种关乎存在的姿态，是一个持续向内心发问、不断校准坐标的过程。它不承诺每一次击发都必中靶心，却要求射手在每一次举枪中，全然地在场，保持绝对的清醒。这种对过程本身的专注，如诗人里尔克所言：“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吧，或者，渐渐会有那辽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里尔克所说那“辽远的一天”，并非寻得答案的唯一时刻，而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达成。同理，军营的终极意义，或许不止于培养精准的射手，更在于锻造在问题中生活、在过程中淬炼的灵魂。那些在瞄准中度过青春、对焦生命的人们，最终让我们看到，“军人”二字，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时刻准备着、持续坚守着的生命状态。

　　《瞄准》以“瞄准”这一军事动作为叙事支点，将文学的探针深入军营生活的肌理，描绘了一幅和平年代的军人群像。作品将严格的军营训练与士兵个体的精神存在置于同一场域，让外在的军事行动成为观照内在生活的标尺。在此，“瞄准”由射击前的技术准备，升华为对生命状态的隐喻，即一种在高度规训的环境中，对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进行持续勘探的精神实践。小说深刻地揭示，每一次看似决绝而精准的向外“击发”，都源于一次在孤独中完成的、艰难的向内“瞄准”。 纵览全书的篇章排布，一条“瞄准”的线索清晰地浮现出来。为实现“瞄准”，首先需要清醒认识“缺口”。正如第一章的李喜贵所言：“我自己有多重，我知道。”他坦然承认横亘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这并非是怯懦的退缩，而是一种基于深刻自我剖析的勇气，这是任何有效“瞄准”前不可或缺的基石。 在此基础上，“瞄准”才得以成为一种可能。它是一种主动的、充满纪律性的精神行为，是将准星从外部的功利目标移回内心价值原点的过程。同样，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遵循着“瞄准”的逻辑。营长赵中伟与孙鹏之间从激烈对抗到最终和解的历程，隐喻了一种超越输赢、抵达共情的人性校准。

　　与聚焦于宏大战争的叙事作品不同，《瞄准》的叙事重心沉降至军营中那些近乎琐碎的日常片段。“挂空挡”的饭后闲暇、叠被子的内务细节、训练场上的心理博弈……这些描写并非闲笔，而是作者对军人生活的尊重与洞察。正是在这些缺乏外部戏剧性冲突的日常碎片中，隐藏着人物最为本真的生命状态。作者北乔通过精微写实的笔触，将个体成长与价值选择的思考，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存细节，从而使人物安顿内心的努力，获得了具体可信的现实形态。由此，《瞄准》摆脱了传统军旅文学对英雄主义和战场奇观的迷恋，将叙事动力内化，让人物的成长与转变在日常事务中悄然完成。这种“向内转”的叙事策略，使得《瞄准》这部军旅题材的作品显示出独特的现代性。它不再将军人视为履行职责的功能性符号，而是回归其作为“人”的完整性与复杂性。这种普遍人性与特殊环境的交织，使得《瞄准》超越了类型局限，触及更为广阔的人类生存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