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的新局面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善于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教育，为中华民族寻根定脉，为各个民族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构建起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在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中，我们的先人彰往察来，鉴古观今，把历史经验和教训巧妙转化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绘就了中华文明的底色，也使中华文明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历史特性。

　　白寿彝先生十分重视历史教育，《白寿彝史学论集》是白寿彝先生亲自选定的史学论集，该书第二部分“历史教育”汇集了作者有关文章、谈话记录稿20篇，深刻表明历史教育在白寿彝先生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以及白寿彝先生对于历史教育在人性修养和事关民族、国家历史前途的重要性的认识。由白寿彝先生创办的《史学史研究》期刊，封面上印有“历史理论 历史教育 历史文献学 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字样，即从学术层面把历史教育纳入到史学史的研究之中。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多属于专题或断代研究，会通研究的成果不多，甚至在历史教育的学科性质问题上还有些纠缠，作为教育学科的历史教学与作为历史学科的历史教育在实践层面往往混杂不清，无形中偏转了历史教育研究的方向，弱化了历史教育研究的意义。

　　2026年1月，汪高鑫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由黄山书社出版，这是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第一部多卷本著作。该著作采取纵横结合的方法谋篇布局，以会通体例揭示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征，并通过人文素养、史鉴文化、历史文化认同三个专题的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系，揭示了历史教育与个人、国家和民族密切关联的内在逻辑性。

　　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研究的成果，该多卷本著作体现了学术界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的水平和高度，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

　　其一，学术积累深厚。作为学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学术热情与执着，也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力与能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精气神。中国古代历史教育是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论题宏大，内容复杂，要在这个问题研究上成一家之言，需要长期且坚实的学术积累。汪高鑫教授坚定传承白寿彝先生重视历史教育的学术传统，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问题研究，先后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并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开展断代研究，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为这部著作的撰写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汪高鑫教授积极聚合全国各高校的学术力量，形成优秀的学术团队，营造出良好的学术研究生态，为该多卷本著作的研究质量提供了可靠的学术保障。

　　其二，学术器局博雅会通。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高度赞扬郑樵博雅与会通的学术风格，提出“通史家风”这个重要的学术命题。汪高鑫教授继承了“会通”的优良史学传统，在该多卷本著作的编纂体例构思上，从会通意识出发，设立“历史教育发展史”卷，以时代为序，以事象为纬，揭示出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总体趋势，既凸显了这部书“会通”和“纵通”的编纂体例意义，也体现了汪高鑫教授及其学术团队“通识”和“变通”的学术思想。

　　其三，学术认知别识心裁。学术研究既要有考索之功，也要有独断之学，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两个重要学术标准。该多卷本著作既有恢宏的历史视野和器局，贯通古今，也有高明的独断之学和沉潜的考索之功。其中的“人文素养卷”“史鉴文化卷”“历史文化认同卷”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专题研究，从多个视角对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之关系做出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中国古代历史教育功用进行三维构建，把历史教育功能与作用具象化、理论化、实践化。如“历史文化认同卷”，从血缘认同、治统认同、民族认同、地理认同、道统认同、制度认同以及民族精神认同等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找寻到了深厚的历史根植，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养育及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总体来看，该多卷本著作用通变意识进行历史教育发展史梳理，又注重理论性阐发，形成独断之学，多维呈现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整体面貌和精神内核，既是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是新研究展开的重要起点，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在文化传承维度上的重大突破，对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加强史学理论体系建设，都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开拓了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四卷本），汪高鑫主编，黄山书社2026年1月第一版，360.00元）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武昌首义学院新闻与文法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