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从“域外流衍”到“文化内化”

　　域外汉籍的研究早期多集中于文献的发现、著录与保存状况的确认，着重揭示其流传路径与存佚情形。近年来，有部分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始进一步关注这些文献在异域社会中的接受方式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尝试在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卞东波教授的新著《中国古典文学的域外流衍——中国文集日本刊本叙录》（下称《叙录》）正是这一趋向下的一部力作。

　　此书以中国古代集部文献为主，以100种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刊本（还包括部分写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细密而扎实的叙录工作，系统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社会中长期传播、反复刊刻与被持续再解释的历史轨迹。此书不仅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域外流衍”的事实，更展现出中国古代文学如何深度嵌入日本的教育体系、学术实践与阅读习惯之中，并最终内化为日本文化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

　　从“书志”走向“学术史”

　　日本学界素以古籍整理传统严谨著称。从《国书总目录》到长泽规矩也、川濑一马等前辈书志学者的系统研究，日本传统书志学在版本源流、版式形制、纸墨装帧等“物”的层面，往往穷尽细节，堪称精密。然而，这一研究传统在其高度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某种结构性的局限：重形制而轻思想，重版本而轻学术史。许多解题与著录更接近于精准的技术报告，却较少将书籍置于具体的思想脉络、文学传统与知识传播史中加以理解。

　　《叙录》的突出贡献，正在于有意识地突破这一局限。此书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四库全书总目》所确立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术精神：不仅描述书籍的物理形态，而且系统考察作者生平、版本系列、书籍内容、刊刻背景，以及域外刊本在整体学术史中的独特位置。通过这种方式，书籍不再是孤立存在的文献实体，而是被重新置入思想流动与文化选择的历史现场之中。

　　例如书中所收《兰花百咏》。若依一般日本书目著录方式，往往仅标示书名、编者、尺寸、刊刻年代、藏所等基本书志信息；《叙录》则进一步勾勒出作者邓会（邓啸庵）作为明遗民的身世背景，并将其“不知我是兰花，兰花是我”的诗学表达，置于遗民意识、人格书写与时代创伤的语境中加以解读。经过这种处理，原本静态的刻本文献，被重新激活为一段可被理解的思想史文本。

　　“中国之书”与“日本之书”

　　的双重身份

　　此书另一项尤为重要的特质，是对“和刻本”这一文献形态的高度自觉。全书所收的一百种文献，均为在日本刊刻或传抄的中国古代文集、诗话与笔记，时间跨度涵盖日本南北朝、室町、江户直至明治时期。换言之，这些文本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海外存本”，而是深度参与了日本文化生产过程的文献形态。

　　在总序中，作者引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语，提示近代以前东亚汉文化圈的高度共通性。但这种共通性并非抽象存在，而是通过书籍的具体流通、反复刊刻与持续阅读逐步形成的。书中所附载的大量书影显示，日本刊本往往附有训点、送假名，以及学者的眉批、头注。对汉文加训点，意味着以日语语法重新理解、朗读和解释文本，这一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深度的文化转译。

　　《叙录》所收录的100部作品，无疑属于中国古典文学与东亚汉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与此同时，它们又在日本学术体系中被系统整理、吸收与利用，逐渐成为日本“国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所谓“国书”，是相对于汉籍、佛典及西洋书籍而言，在日本境内著述、编纂并流通的书籍，亦即通常所说的“和书”。《叙录》所收录的100部汉籍中，有46部被纳入岩波书店出版的极具权威性的文献工具书《国书总目录》中。其中《杜律集解》《山谷诗集》《后山诗注》《唐宋千家联珠诗格》《鳌头增广杜律集解》《诗人玉屑》《艺苑卮言》和《诗薮》等8部作品，还被收入《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并配有专门的条目解说，显示出其在日本文学史与教育体系中的持续影响。

　　由此可见，《叙录》所收录的诸多文集，一方面作为“域外汉籍”，构成中国古典文学与东亚汉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日本的书目体系、学术分类与教育实践，被纳入日本“国书”的范畴，成为日本古典文献传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交错并存的双重身份之中，《叙录》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复眼”视角：既能够从中追索中国古典文学在域外的流衍路径，也得以重新审视日本文学自身的接受史与知识形成史。

　　选择、加工与再生产

　　若进一步细读《叙录》，可以发现，日本刊刻中国古代集部文献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有意识的取舍与判断。因此，日本刊刻中国文集并非单纯的保存或复制行为，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思想指向的再生产过程。许多日本刊本所依据的底本，在中国本土或已亡佚，或并未进入主流文学史的评价视野；但在日本，却因学派推重、教育需求或思想趣味的契合，而获得了持续且稳定的阅读与使用地位。这种差异本身，正是域外汉籍研究所应着力关注的重要现象。

　　《唐诗选》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证之一。题为明代李攀龙所编的此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评价并不突出，甚至长期处于争议之中；但在日本江户时代，经荻生徂徕、服部南郭（1683—1759）等古文辞派学者的推崇，《唐诗选》几乎成为理解唐诗的“正典”。围绕该书，又相继出现了《唐诗选掌故》《唐诗选余言》等一系列相关著作，逐步构成一个层层展开的“文本家族”。这一现象清楚表明，一部中国文集在日本，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文学史既有的评价框架，而获得独立而稳定的文化生命。

　　类似的情况，同样体现在《古文真宝》《杜律集解》《三体诗》等文献之上。在日本，它们不仅是“来自中国的书”，更是长期承担教育功能的重要教材。比如《叙录》卷六收录的《古文真宝》，在中国本土的文学评价体系中，其地位远不及《文选》，但在日本五山时代乃至江户时期，却长期作为汉学入门阶段的重要读本，被广泛用于初学者的教学与训练之中。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叙录》清楚揭示了中日文学评价体系在具体文本层面所呈现出的显著差异。例如，李峤的咏物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常被学者批评为“有脂粉而无颜色”“匠气过重”，被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然而在日本，正如《叙录》所考证的那样，这类作品却因其“造词简奥、用事精博”（朝仓景晖《新刊李峤百二十咏并和歌叙》），且题材集中、体式整饬，被认为尤为适合作为初学阶段的学习范本，从而广泛纳入汉学启蒙教育体系之中。自平安时代以后，李峤咏物诗逐渐与《千字文》《蒙求》《和汉朗咏集》等并行使用，成为知识阶层学习汉文的重要入门读物。不仅出现了如户崎淡园的系统性诗解，还引发了公辨法亲王等人的仿作实践，甚而转化并催生出《百咏和歌》等具有鲜明日本文学特征的新作品形态。这一事实本身，充分显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再创造能力。

　　正因上述，此书的学术意义并不限于为中国文学史“补遗”，而在于为我们理解东亚汉文化圈内部的知识流动、文化内化与文学生成，提供了一种可靠而可操作的研究范式。在这一意义上，它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为外语学科、比较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等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坐标与方法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