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真实的生命

　　■王熙茹

　　在“真实的生命”这一核心论域上，庄子哲学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得以充分彰显。庄学思想体系以“人皆有死”的生存事实为起点，围绕“发现真实的人性、找到真正的归宿”这一贯穿人类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展开层层递进的哲学追问，构建起以“真人”为理想人格典范、以“法天贵真”为核心价值原则、以“忘”（即剥离附着于本真生命之上的外在异化之物）为修养实践路径的完整思想系统。日本当代道家著名研究学者福永光司精准把握了“真实的生命”这一庄学研究的核心论域，其专著《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即是对这一关键内涵的系统阐释与深度阐发。在该著作中，福永光司熔铸古今中外哲学、史学等多元思维资源，突破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与理论内容层面上均展现出鲜明的理论创新突破力与学术启发性。其研究不仅为中国哲学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极具参照价值的异域学术维度，更推动了海外庄学研究的视域拓展与理论深化，为庄子思想的跨文化传播与对话奠定了重要基础。

　　就研究方法而言，福永光司以“知人论世、回归真实”为理论探索的起点，其方法论主张与实践路径为化解海外庄学阐释难题提供了重要参照。海外庄学欲求呈现庄子思想的本真面貌，需以践行“同情之了解”为核心路径，在认知与共情的双重维度贴近思想本质。但海外庄学研究中“同情之了解”的践行，常陷入“度”的失衡误区：或是认知“欠度”，对庄子所处先秦时代境遇、“宋人”身份的地域文化基因及个体生命底色缺乏系统性考察，导致解读脱离原生语境，进而陷入“以西释中”的范式错位，盲目援引西方框架解构庄学，消解其本真逻辑；或是关联“过度”，将庄子生长地域文化与其思想内涵简单线性绑定，陷入“地域决定论”偏狭，忽视其思想在吸纳地域养分基础上，经个体体悟形成的思想独创性。如何在阐释实践中实现双重平衡，消解简单化因果归因的认知局限，已成为当代海外庄学突破阐释困境的核心议题。

　　福永光司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对这一核心难点展开了创造性化解，其阐释实践在“度”的把握上实现了游刃有余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一书中充分彰显。在研究材料的选取与运用上，他以《史记·宋世家》《战国策》等传世文献为实证基底，为阐释过程的历史真实性与语境有效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佐证，构建起“文本—史料—语境”的互证链条；在研究方法的革新与重构上，他明确批判“机械地研究训诂注疏”的治学路径，指认此种方式本质上是“将古人的言辞当作知识玩弄”，缺乏对思想本质的追问意识。与之相对，他突破《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的传统形式化划分，以“思想本质还原”为核心旨归，从文本整体中抽绎、遴选庄子哲学的核心义理，进而揭示出“我必须活下去”这一贯穿庄子思想体系的最高信念，为阐释确立了坚实的思想锚点。为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同情之了解”而又不落窠臼，福永光司采取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的溯源与升维路径，系统梳理了庄子生存困境的三重维度：其所属庄族的覆灭所带来的血缘共同体崩塌、出生地宋国的地缘政治尴尬处境所引发的生存焦虑、东周末年战乱频仍所造成的普遍生命危机。他将此三重生存威胁统摄于“生命”这一核心哲学范畴之下，通过对宋康王“射天”行为的深度哲学解析，使庄子基于死亡体验而展开的生存有限性反思，超越了具体历史情境的偶然性与特殊性束缚，升华为对“天人关系”这一中国哲学核心普遍性范畴的根本性追问。此种阐释路径，既以生存体验为根基确保了对《庄子》思想生成语境的本真把握，又通过范畴升维规避了将哲学研究庸俗化为历史事件附会的风险，为《庄子》阐释双重平衡的实现提供了极具学术启示性的实践范式。

　　在研究内容上，福永光司以“真实生命”为核心关切，针对庄子哲学的核心范畴“道”展开系统性深度剖析，构建起“一体两翼”的“道”论诠释框架，推动了庄学核心义理研究的深化与范式拓展。所谓“一体”，是从定义上来讲，道即“真实存在世界的本质”；两翼则分别为“万物殊理，道不私”（《庄子·则阳》）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两翼中的前者指向真实世界中万物所固有的客观属性，后者则构成真实生命得以达成的主体性认知原则。因为“万物殊理”，所以“物无贵贱”。这种逻辑关系的成立，其根本依据就在于“道”对于“物”所兼具的超越性与内在性双重品格。在福永光司的理论体系中，达成真实生命的首要前提在于回应三个根本性追问：“究竟是什么让自己这样生存于此、让日月如此运行、让天地这般变化？造就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否真的存在某种事物在操控着这一切？”上述问题的终极答案就是“道”。

　　关于“道”与真实生命的关系，福永光司通过一段富有诗意的语言予以揭示：“真实存在的世界并不会脱离眼前的现实世界，‘道’就是存在于眼前世界的绿芽柳树、灿烂红花、路旁石头、野外杂草中。人生的真谛并不存在于深奥的哲学理论或晦涩的经典字句中，反而存在于人们日常饮食起居的平凡生活中。”福永光司的阐释表明，无所不在的“物”，正是无所不在的“道”的显现。大千世界的物在形态上千差万别，但在承载并体现“道”的真理性这一点上，却是平等无别的，因此，“道”既超越又内在的特性向我们揭示：红花绿芽与人，在“道”的面前都是同等的存在，并无本质上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人生的真谛，就在这种认识中逐渐浮现——人欲回归真实的生命，关键就在于转变看待世界与安身于世的方式，以追随真实存在“道”之“无贵贱”的齐同视角为旨归。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认知，福永光司指出：“《齐物论》中的万物齐同哲学，以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哲学的《秋水》中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则阳》中少知与大公调的对话、《知北游》中仲尼与冉求的对话等，是庄子哲学最本质的部分，也是庄子哲学区别于其他思想家的最独特之处。”总体而言，在本书中，福永光司对“道”的创新性诠释、对“真谛寓于平凡生活”的理论坚守，以及基于“万物齐同”概念对庄子哲学内外篇思想关联性的系统梳理，使其理论建构在当代庄子学研究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与理论贡献。

　　在书中，福永光司并未大量援引西方存在主义的研究术语，亦未将庄子与欧陆存在主义哲学家进行系统性比较；真正将二者在思想脉络上联系起来的，正是关于“真实的生命”这一核心命题。福永光司指出，“存在主义要探讨的是人的个别的、具体的、主体性的真理”，而庄子与现代文明虽相隔千年，但在面对“神明缺位的现世中，人应如何自处”这一人类根本性生存课题时，其所展现的思想姿态却与存在主义形成了深刻共鸣。福永光司之所以采用“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深入剖析庄子思想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与生存困境，并确立“真谛寓于平凡生活”的价值立场，其根本意图在于揭示：无论外部现实如何严峻，人皆可通过视角的转化，追寻真实的生命形态，在“全力以赴地活着”的生命实践中彰显积极能动的主体性。福永光司将庄子哲学界定为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正是为了对那种将其简单归结为虚无主义、厌世主义或逃避主义的流行误读进行正本清源，从而澄明庄子哲学中蕴含的积极主体精神。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