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律文化与区域国别学研究

  【光明学术笔谈】

  比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自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学者就开始探索从“文化”视角开展比较法律传统的研究，将中国传统法的价值、观念与文化逻辑置于比较法视野中重新审视，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当前中国比较法律文化研究还须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比较法律文化在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中的应用，尤其值得关注。

比较法律文化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的应用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热点议题。法律在对外交往和全球区域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区域国别法研究也必将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法的研究，尤其是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从研究领域看，当代中国的比较法律文化研究应以“全球南方”国家为研究重点。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国家”等对外合作机制中，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的重点区域。但在西方传统的比较法研究中，对于这些非西方国家法律的研究依然欠缺。西方比较法的经典著作基本围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等传统主题展开，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非西方国家法律所占的比例很低。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既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与对外合作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比较法可能超越西方传统比较法，进而作出独特学术贡献的历史契机。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已在印度法、伊斯兰法等领域作了可贵探索，但就全国整体研究而言，依然任重道远。

  开展“全球南方”法律研究，首要的是关注这些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与规则，对规范层面的法律问题进行教义学和对策性研究。但比较法的文化视角提醒我们，对于他国法律的理解，决不能仅仅停留于“纸面上”的规则，不能止步于低水平地翻译或介绍非西方国家的法律规范、文本与制度，而必须深入作为“符号”的法律所折射的“意义之网”中，理解特定文化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模式与行动逻辑。只有当研究者通过“参与者视角”而非“旁观者视角”，进入对象国的深层文化结构与精神世界中，通过“移情潜入”的方式深入领会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底层逻辑”，洞悉对象国民众的利益诉求、行动动机与文化逻辑之后，才可能就对象国真实的法律图景形成全面深入的理解，进而正确地指导实践。比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必然涉及与非西方国家和企业的法律纠纷。对此，只是满足于简单查明对象国法条或判例，并根据规则字面含义给出“纸上谈兵”式的法律对策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广大亚非拉地区，由于被殖民与被动移植西方法等历史原因，“纸面上的法”往往与“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差异，与普通民众的“观念之法”甚至南辕北辙。因此，国别法研究者如果拘泥于法条的“字面意义”，往往会对这些地区法律生活中的真实行动准则产生错误认知，从而严重误导法律实践。因此，一流的区域国别法研究者首先应当是真正的“国别通”，不仅熟稔对象国的法律规则与制度，而且洞悉隐藏在表面规则之下复杂多元的非正式规范，以及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决定这些规范的价值、情感与思维模式。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应对涉外法治中的疑难问题，切实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比较法律文化对区域国别法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从方法论上说，当前区域国别法研究应超越功能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建构“在多元中寻求共识”的比较法研究新范式，推进法律文明交流互鉴。

  在学术史上，比较法律文化产生于对传统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反思。在文化进路的比较法学者看来，功能主义过于偏重“求同”而忽视“存异”，其假定每种文明都存在共同的社会问题，专注于发现不同社会中法律制度的共性与相似性，但也因此暗含着排斥差异和歧视“他者”的倾向，甚至可能隐藏着“法律帝国主义”的危险——通过貌似中立的功能比较，建构西方法律传统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支配。作为功能主义的反对者，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者尤其强调刻画和阐释差异，珍视和保护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法研究应打破西方中心主义藩篱，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更多地借鉴比较法律文化的进路，坚守尊重差异与多元的基本立场。

  中国区域国别法研究在借鉴文化比较范式的同时，也应清醒意识到这种重在“求异”的文化比较中可能隐藏的相对主义陷阱。比如，一些西方文化比较论者强调，所有法律制度都只能是地方性文化的产物，“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成为他人”，无论是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文本，还是作为解释主体的比较法学者，都置身于特定文化情景之中；因此，不同法律文化在根本上不可通约、不可“转译”。这种观点必然导致任何法律文明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变得不可能。显然，在当代中国区域国别法研究中，如果一味强调这种刻意“求异”的研究方法，同样会导致比较法研究的碎片化，夸大和固化差异，从而不利于推进法律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因此，新时代区域国别法研究应当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出发，借鉴功能比较与文化比较的各自优势，构建有中国文化自觉的区域国别法研究方法。当代中国对于“全球南方”的比较法研究应当吸取尊重差异的文化比较方法，并将其与中国文化中“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特质相结合，理解、欣赏与尊重非西方国家法律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同时也要避免刻意“求异”而排斥“求同”的片面性，在广泛文明比较、相互理解尊重基础上寻求中外法律文化的互鉴与融通，构建“在多元中寻求共识”的比较法研究新范式。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比较法律文化研究，一方面，应尽快完成对非西方国家法律研究的“补课”，深入学习对象国的法律历史、制度与文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走出书斋，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开辟对象国的海外田野，全面获取一手的有关“全球南方”的“在地性”法律知识，打破西方殖民主义知识体系的禁锢。比较法律文化研究已经揭示，任何对于他国法律文化情景的习得，都无法仅仅依靠书本中的知识，而必须借助于长时段的在地生活与“沉浸”，与对象国的职业法律人和普通民众建立广泛深入的联系，如此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各种法律行动背后的价值、动机与文化逻辑，从而穿越文化障碍、实现对文化情景的“深描”与“移情”。唯有如此，中国学界才能尽快形成对“全球南方”法律制度与文化的整体性知识，从而建构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法学知识体系。

  （作者：于 明，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涉外法治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