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赤壁”的文图关系史

  【读书者说】 

  王一楠关于“东坡赤壁”的研究，我早有关注，尽管如此，读过《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后，还是给了我许多惊喜：不就是一个“东坡赤壁”吗？居然洋洋洒洒30余万字，材料之翔实、论析之圆融、思想之深邃，对该论题的讨论，迄今为止无出其右者。

  我曾把文学与图像研究誉为“新时代的新实学”，针对的是当下文艺理论脱离鲜活的经验现象的情况，后者甚至主张所谓“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与其相反，文图研究则以事实为依据，以历史为依傍，力戒浮泛空谈，避免一味逻辑推演。否则，这一研究便难以有效展开，因为它作为“新学”还没有多少积淀，必须下沉到“现象”底层进行提炼，《同绘赤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将理论分析置于丰富、坚实的学案材料中，无一处无历史依据。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它的附表——《存世赤壁图目录》（北宋—明），居然胪列出98种之多，注明作者（或佚名）、年代（或不详）、名称、形制、尺寸和藏家等相关信息。太令人震撼了！就一般读者而言，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属于闻所未闻。单就这一附表而言，王一楠搜罗材料之不遗余力，从中可略窥一斑。

  如果说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材料是一种硬功夫，那么，如何将这些材料纳入论说的有机体，则需要筛选和编织的能力和技巧。《同绘赤壁》并没有将98种赤壁图一一论析，更不要说只有文献记载的已轶作品了，而是从中撷取了乔仲常、杨士贤、武元直、马和之、文徵明、仇英等人的作品重点分析。特别是对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可谓精雕细琢，使其成为贯穿全书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作者首先追溯了它与李公麟《赤壁图》可能存在的师承关系，然后对其分段细读，就画面建筑、总体风格，以及附记内容等进行了详尽考论，以此澄清其创作年代不晚于北宋，并就它对后世吴门画派所产生的影响展开具体分析，包括如何经过沈周、仇英等人的重绘，发展成为一种广为流行的图式。这种“一线贯穿”法，不仅使全书结构紧凑、环环相扣，也与她要凸显的“问题意识”相辅相成。

  一般而言，美术史著作的结构多以时间为序，《同绘赤壁》却有所不同：在介绍了苏轼的“赤壁三绝”及其图绘历史之后，将重点放在了专题研究。首先是现存最早的赤壁图个案分析，然后是明代吴门画派的同题创作及其源流关系，再就是“东坡赤壁”诗意画的山水本体叙事及其与院体画风的关系，以及图像叙事中的时空关系，等等，一概以“问题”立论，将“图说”赤壁的历史纳入理论框架之中。毫无疑问，这种论述结构难度较大，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但却避免了平铺直叙的板结和冗长；不仅如此，以“问题”结构“史实”，也可以更有效地凸显理论创见，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后者。

  《同绘赤壁》并没有大篇幅介绍“东坡赤壁”的背景，因为这已为学界所熟知；也没有使用过多笔墨描述“赤壁图”兴起的社会缘由，只是偶尔论及、点到为止。但是，恰恰是这些“偶尔论及、点到为止”，透露出巨大的能量，显示出作者在驾驭题材方面行止由心的技艺。例如，苏轼被贬黄州之际，已是当时实际的文坛领袖。王一楠赞同并多次提及赖毓之先生的观点，认为“与苏轼相关的图像是十一世纪下半期文人集团里带有私密性的共同话语，在南宋时期，这一图像被宫廷‘收编’……”这里所说的“文人集团”，当然包括金人和南宋；其共同的不可公开言说的 “私密话语”，当然是指苏轼不幸遭遇背后的议题。毫无疑问，此乃“东坡赤壁”被文人集团所共同关注，以及从北宋末年开始的，包括金人和南宋文人“同绘赤壁”的深刻的政治背景。可谓一语中的，深刻而精准。

  综观全书，王一楠的研究明确告诉读者，“东坡赤壁”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史公案，也是艺术史上的美丽风景。一方面，文学被艺术所图绘者不计其数；另一方面，像“同绘赤壁”之络绎不断、洋洋大观者并不多见。究其缘由，主要是苏轼的文学及其人格已被经典化，已经成为后世文人效仿的模范；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否能将“效仿”诉诸言行，苏轼及其作品为世代所垂范无可置疑。就此而言，苏轼的“赤壁三绝”堪称被艺术摹仿的重要文学母题。“母题”者，“原型”也，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而非一时之显像。“母题”往往深埋于民族意识中而不一定能完全熟知，于是，揭橥它的实存与样貌也就成了学术的重任。就此而言，此乃“东坡赤壁”以及“同绘赤壁”研究本身应有之义。

  我们之所以强调“东坡赤壁”乃图像母题，在于由文学延宕出来的画品，具有一般绘画没有的表征——“东坡赤壁”不断被图绘，绘品上的题跋又对画心进行解释或演绎，从而再次影响到后人的图绘、解释和演绎……如此反复无穷尽，形成了非常壮观的语图互文漩涡。“语图漩涡”是文图关系史的典型，它的作用是使文学原作的意蕴不断改变与增殖，从而决定了文图研究不同于一般美术史、绘画史，后者仅止于画本身，画作仅被视为“一层薄皮”（梅洛-庞蒂语），溢出画面之外的阐释均为可有可无的演绎。而文图史上的“语图漩涡”研究，作为“文学与图像”的论域，基本方法则是语象与图像的比较。在这一论域中，“同绘赤壁”及其题跋与苏轼原作的关系跃升为核心命题，实质是在文学与图像的背后，发现并阐释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由于这一关系在当下的“图像时代”，已经变体为人类所遭遇的符号危机——语言与图像，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图像时代”的到来颠覆了此前的唱和关系，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僭越本属于语言的领地。而我们对于这一“符号危机”的认知才刚刚开始。在这一意义上，文图关系研究饱含着深切现实的人文关怀，也是对美术史方法的提升和超越。

  总之，当我们面对“语图漩涡”，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比较符号学方法，即在文学与图像的背后发现语图关系，以此回应“图像时代”的人文关切。在这方面，王一楠的《同绘赤壁》显然有继续努力的空间。当然，这样说似乎游离了《同绘赤壁》论著本身。确实如此，我希望王一楠另写一本《同绘赤壁》，而非像眼前这本《同绘赤壁》仅止于或侧重于传统的美术史。

  （作者：赵宪章，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