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与妇女解放

    日内瓦也是个浪漫之城，而且是和妇女解放——乃至女权至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之城。

    1832年，原籍匈牙利的大钢琴家、作曲家佛朗兹·李斯特，在巴黎与伯爵夫人玛丽·德·阿古特堕入爱河。李斯特在巴黎的生活，是与一大串闪耀世界文学艺术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音乐家柏辽兹、肖邦、帕格尼尼，文学家乔治·桑、阿尔弗莱德·德·穆塞、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等等。但也正因为巴黎的喧嚣，和这段不被世俗接纳的爱情和伴随而来的风波，迫使他们不得不躲到了日内瓦，在这里生活了大约两年。李斯特说，玛丽·德·阿古特“不是我应该有的女人，但她是我想要的女人！”而她则为了与李斯特私奔，放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段持续了12年的爱情，给他们留下了3个孩子，也留下了众多的音乐和文学作品。玛丽·德·阿古特后来以达尼埃尔·斯特尔纳的笔名，出版了有关他们感情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内里达》，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他们被人言可畏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另一个女权主义者、世俗婚姻的背叛者、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给了他们以极大的支持。乔治·桑曾专程来日内瓦看望他们，与他们开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内里达》的创作出版，不能不说是受到乔治·桑帮助和鼓励的结果。同样，乔治·桑与李斯特之间，也有一段故事……

    李斯特和玛丽·德·阿古特在日内瓦居住过的地方有好几处，在其中位于老城市中心他们住处的斜对面，就是比他们早一个时代的让-雅克·卢梭的出生地。卢梭一生以“日内瓦公民”作为其签名，这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曲家，与伏尔泰、孟德斯鸠一起，照亮了18世纪的法国和欧洲。卢梭一生中复杂的私生活，主要与两个性格和背景完全不同、在妇女解放史和个人生活上命运完全相反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早年，未满16岁的卢梭只身离开日内瓦，来到28岁的没落贵族华伦夫人身边，成为她的一名仆人。华伦夫人成了他的雇主兼情妇，并兼有教母和保护人的功能。卢梭对这份不对等的、超越了年龄和社会地位的情爱、欲望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也付出了一生的荣辱。

    在被华伦夫人抛弃之后，卢梭对目不识丁的旅馆女仆黛莱丝·雷瓦索产生了兴趣，并一同生育了5个孩子。5个孩子都被卢梭送进了育婴堂。他给黛莱丝的解释是，“为了她的名声”。后来，卢梭在《忏悔录》中说，他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和生存环境，才把他们都送走的。他其实说的是，他无法提供给自己的孩子，与像华伦夫人给他本人一样的教育条件和前途。他抛弃亲生孩子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批评他最激烈的人中，就包括另一位大思想家伏尔泰。

    在自己已经56岁、与黛莱丝·雷瓦索同居了25年之后，卢梭才草草地与她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形式上的婚礼，算是给了这个虽厨艺高超但身份卑微、没文化的生育机器和泄欲对象一个合法的身份。这之前，黛莱丝一直是以他的“管家”的身份示人的。

    可以说，没有华伦夫人，卢梭在哲学、文学和音乐上，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黛莱丝·雷瓦索，卢梭的一生也注定不会是完整的。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欧洲绝大多数妇女的命运，都是与黛莱丝·雷瓦索类似的。德·阿古特伯爵夫人和华伦夫人，以及乔治·桑等为代表的知识妇女，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的异数和离经叛道者。文学艺术史上，大量的例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17、18世纪，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被尊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有证据表明，其作品中的一部分，就是由其夫人创作的。但是，“她只是曲谱的抄写者而非作曲者”的判断，伴随着对妇女才华的忽视，流传至今。还有，大音乐家莫扎特的姐姐，据称音乐天赋极高，不亚于莫扎特甚至可能还超过他。但是，因为她是女流，所以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更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另外，钢琴家罗伯特·舒曼才华横溢的夫人克拉拉，本来也是个很有前途的作曲家。但，在那个时代，“女作曲家”的前景和职业保障，远不如“专长演奏舒曼作品的舒曼夫人”。

    而中世纪的欧洲，更是视妇女从事音乐为“卖弄风情”的时代。女人只有在做家务时，才有权哼唱。每周日的教堂唱诗，也只是在16世纪中叶的卡尔文宗教改革之后，才逐步名正言顺地接纳女人参与。

    瑞士是欧洲最晚通过妇女选举权的国家之一，仅比列支敦士登略强。直到1971年，妇女才被允许参与联邦选举；1981年，男女权利平等才被列入宪法。即使到了19世纪末，女人在瑞士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仍是很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就是，建于那个时期的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只修了一个女洗手间，以致女演员和女观众不得不“未雨绸缪”大排长队才能及时解决内急问题。

    当然，今天的日内瓦，这个男尊女卑的洗手间数目比例，早已经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