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远去 风范长留

    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兰州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江隆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更替，似乎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远去，更多时候成为相关史料中的一个名字，纷繁历史中的一个身影。

    王戈、王作人两位写过不少小说力作的作家，在充分占有丰富资讯与一手史料的基础上，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对老校长的崇敬之情，精心撰著了《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这部纪实作品，以回到现场的历史感，探悉本相的真实性，以可靠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生活细节，把人们带到了江隆基出任北大副校长的“前七年”和出任兰州大学校长的“后七年”，还原了这位著名教育家在人生最后14年的不懈拼搏和不幸遭遇，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大学校长少有的人格魅力与不该有的悲剧命运。

    阅读这部《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使人获益匪浅，也令人感慨万千。我最为深刻的感受是，看似已离我们远去的江隆基，对于我们不仅依然需要，而且至为重要。因为他德才兼备与抱诚守真的作为，既是如何做好大学校长的一个绝好的榜样，又是我们反观教育现状的一面明亮的镜子。

    江隆基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期间，还是60年代到兰州大学担任校长期间，都是处于风浪不息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教育和高校而言，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障碍多多，每走一步都步履维艰。江隆基在这种环境与背景之下，作了常人不愿做，他人不敢为的种种举措，给不知所措的人以定力，给陷入困境的人以助力。比如，在北大期间，他以非凡的魄力与勇气，顶住来自陈伯达、康生的巨大政治压力，坚决支持马寅初看似“不合时宜”的“人口学”研究，朱光潜的被认为是“唯心派”的美学研究，为他们分担责任，纾解压力；大力扶持王瑶、汪子嵩等当时的年轻学者，让他们在教学和科研上脱颖而出。而到兰州大学后，他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使人心涣散、问题成堆的兰州大学很快走上正轨。他首先从师资队伍的建设抓起，从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入手，团结了一支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又顶着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力求使学校按照“以思想为先导，以生活为基础，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路线正常运行，终于使兰州大学这个国家确定的重点大学名副其实。

    主持学政，主理大学，江隆基其实并没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灵丹妙药，而是凭借着自己的精神与能力去竭诚努力、尽力而为。这个精神与能力，一个是充分尊重教育规律的坚定信念，一个是甘为孺子牛的服务精神，这两样东西构成了江隆基为人处世的两大法宝，也是助推着江隆基在困难境况下能打开新局、有所作为的两大利器。他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高校“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要“一切以教学为中心”，要使有才华的专家、学者生活无忧，心情舒畅。而他自己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我来不是锦上添花的，是雪中送炭的”。这里的“炭”，有时是政策的落实，有时是困难的排解，更多的时候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敬重与爱护的关切之情。这样的直切教育本质的认识，这样的始终礼贤下士的姿态，使他不仅在许多事情的认识与看法上高瞻远瞩，而且在看人的眼光，用人的力度，为人的方式上更能高人一筹，令人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教育家在精神上具有的品质，在人格上可能达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隆基也成了一面镜子。这面澄明透亮的镜子，能使自私者羞愧，自愧者汗颜，自觉者自省，自强者奋起。因此，需要深深感谢王戈、王作人两位有心又有情的作者，他们给人们描画出了老校长江隆基栩栩如生的可亲形象和励精图治的可贵精神，使这本以描写江隆基后半生的纪实作品，实际上超越了个人传记的狭小范畴，而具有更广的意义和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