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弄无弦琴 解寄道君意

    赵佶，即宋徽宗，在位25年（1101-1125），嗜好书画，曾谓人曰“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唯好画耳”。他以皇帝之尊和对书画的耽爱，常常临幸画馆，广纳人才，又“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以其较高的绘画造诣，不仅推动了画院的发展，而且以自己的艺术创作，为北宋后期的画院树立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宣和体画法”典范。赵佶的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芙蓉锦鸡》《瑞鹤图》《池塘晚秋》《四禽图》《雪江归棹》等。与花鸟画不同，以人物作题材的《听琴图》可能是赵佶存世作品中鲜有的一件人物画代表性作品。而就作品的艺术价值论，其构思、构图、人物造型、笔墨设色的技艺均臻于上乘高妙境界，堪称宋代绘画的代表。

    解析《听琴图》，笔者以为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提示。首先，关于作品构思的独特之处：《宋史·徽宗本纪》称，赵佶曾多次驾临宠臣蔡京府第，相谈内容皆与大兴道教、修建宫观、塑造圣像有关。政和、宣和年初，赵佶尊奉道教到了十分溺信、痴迷的程度，这与他喜好艺文之事、广罗珍奇、耽于书画，追求自适无为、颐养身心的生活观念至为契合。政治上他任用蔡京、童贯操持国事，推行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守内虚外”政策而难有作为；生活上维持着皇权享有的骄奢淫逸；精神上却难以摆脱内外压力导致的心理重负；因此他必然需要寻求缓解压力的情感宣泄出口，书画可能成为赵佶此时最佳的心理疗剂。当心里的意象需要找到画面图像的实体依附时，类似于《听琴图》或品茗、对弈之类的绘画形式就可能成为赵佶艺术创作的精神落脚点和构思切入点。他能够将自身置放其中，要的就是“一弄无弦琴，解寄道君意”的心灵托寄，这样的创作构思，活脱脱地勾画出皇帝宋徽宗的真实心理写照。

    其次来观照作品的构图特点：以《听琴图》纵横3∶1的画幅比例，本可以层层叠加式地承载丰富的图像内容，但作者真正用来表现人物、树石、琴几要素的仅占画面的3/5，而且是疏朗松散的形式构成，成菱形的三人组合与假山石盆景欲断还连的主体构图样式，辅之以背后“年”字形回环拢抱的松树和呈放射状伸展的修竹形成犄角互补姿态，而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名家的画作构图模式。如果没有蔡京的题诗和后加的“嘉庆御览三宝”钤印，作者在画中留出了足够空阔的天地空间。赵佶的意图显然是要赋予画面简洁空灵、别具一格的玄幻氛围和导引诗意想象的特点，让观者感悟虚而不实、实而不滞的画外意境，其经营位置的匠意，可谓独出心裁。至于有说《听琴图》构图契合风水命理、与“吉”字暗合，窃以为未免显得附会。

    又次来观赏作品中人物、器物和松竹的造型特点：《听琴图》中的人物已为鉴评家研究得出一主二臣一仆对号入座的真人身份，此处姑妄采信之。画中之主乃为皇帝宋徽宗，着皂色道服居中在松下抚弦，其面目白皙圆满，微有髭须，有专家认为是作者赵佶的自画像（此与时人所绘宋徽宗亲像确有几分相似）。又其下左右二臣被指为徽宗依仗的重臣蔡京、童贯或王诜、王黼者（不知与真人貌似与否），一如蔡京在松树之上题诗所言，二者一作仰窥，一作俯审聆听状，显现出融洽无间的君臣关系。为了与徽宗背侧向左倾斜的松树形成倚重平衡之势，同时破除一主二臣的三角对称关系，作者又在仰窥者左侧添加一位侍童、居中下部增置假山石盆景与上部松树形成呼应悬重均衡造型，可谓独具匠心。特别是作品中人物形神谨严精妙，姿态自然放松，全然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情，平和中透出专注。可以想象这些人物想必是经过怎样认真缜密的对真写生，可贵者在于当时世界上尚未有科学意义上的精准解剖学，而宋代人物画已达到古代中国式写实造型的高级境界，令人叹服作者的造型能力与驾驭人物形态之能力所达到的精湛水准。而主人身后的松树、竹枝形态同样看得出是经过了严谨的写实训练积累，其对姿态的设计和一针一叶的勾勒渲染无不达至惟妙惟肖之境。

    再次来欣赏作品中笔墨、设色的艺术特点：《听琴图》中人物均先以匀实的细线勾勒而出，面部和手之外的衣饰纹理则兼糅了书法运线的抑扬顿挫和提捺转折，色彩渲染基本平涂，但又按衣褶纹理略染明晦，使人物稍具体积感。而左侧的高几、香炉和琴桌以及二臣的座椅，均以实写的手法，工整细致地描绘。特别是松、竹的笔墨技法处理尤为丰富精到，勾染点皴笔笔送到，且整体丰富而有变化，神完韵足。作品在设色上也显得自成一格，其在绢本固有底色基础上，取墨色为主基调，使画面色彩沉着典雅而具书卷气。尽管人物、器具、树石的色相各有倾向，但以墨色调节统摄，令画面传达出某种玄秘简淡之感。然而作者并不专以一色为目的，除了在脸和手部施以粉色，在二臣服饰敷色上采用明丽而不轻薄的石青、朱砂色填出，再施以铅粉渲染主人内衫、二臣与侍童的裤袜。色彩的巧妙使用令画面亮堂、透气起来，从而避免了略显沉闷、压抑的感觉。《听琴图》画面色彩的高华既体现了皇家画院作品应有的富贵色，又不失文人绘画对简淡冲和的特质追求，其与同时代前后的名家之作既有风格技法和艺术语言上的渊源关系，特别与出自赵佶本人手笔的花鸟画作品格调一致，又别开新意，是谓宣和体画法的独到特点。

    最后来看作品中的题押款印特点：《听琴图》中赵佶瘦金体的题字与其天下一人的押书风格从结体、笔势、书风神采的舒展劲挺看，一如皇帝宋徽宗在书写时的自信雍容乃至精湛贯气，此与他的《瑞鹤图》《柳鸦芦雁图》题写气韵一致，字形俊逸，笔力健朗，技艺娴熟，无丝毫的犹豫拖沓之感，而“御书”印钤于“天下一人”之上，既简洁且饱满，今日观之仍堪为一绝。又从蔡京的题诗看，很像是在现场奉上意而作，甚至题写的位置，包括内容与字数和所占空间的多寡大小，也像是在君臣相商下指定而合作所成。否则，以宋代绘画多无款、多穷款、隐款的传统风气，纵以干臣之身冒九五之尊之讳也断是蔡京等辈不敢也不能为的。至于后世陆续补钤的印章多集中在画面上部，倒像是经过深思熟虑谋定而布，并没有损害破坏作者构思、构图的寓意。

    《听琴图》所体现的意味隽永，别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融诗书画印于一炉的构图形式、虚实相映结构巧妙的经营布局、神采兼具的传移模写、工整细腻的绘画技法，典雅不失华贵又色墨互补的艺术手法充分显示出了宋画的全部特质，同时也佐证了作者是一位思想丰富、学养深厚、技艺娴熟、艺术造诣极高的丹青国手。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治理者，宋徽宗赵佶无疑是一位不称职的皇帝，于国家社稷，这是一出悲剧，以至于晚年客死异乡，结局令人唏嘘。他的精神信仰、个人性格和文化价值取向左右并影响了他对文化艺术投注的极大热情，否则他就不可能在书画上取得如此的成就。而就艺术论，他无疑是一为极富才情的画家。

    至于《听琴图》究竟出自赵佶本人之手还是代笔，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持论的双方均有合理之处。然而对于历史久远的文物鉴评和考古探究原本就是建立在蛛丝马迹基础上展开的假设与猜想，何况宋徽宗赵佶偏又喜好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作品上题诗作跋，后人把这种画称为“御题画”。由于许多宋画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赵佶又擅长绘画，这使得鉴别不少有他题字的作品是否出自其本人所作有不小的难度。也许关于《听琴图》的存疑还会一直延续下去，但这已丝毫不影响《听琴图》作为一件精湛的古代艺术珍品的价值所在了。

    冯远 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作品多以反映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为主，代表作品有中国画《屈赋辞意》《逐日图》等；主要论著有《东窗笔录》《回到单纯》《水墨人物画教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