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历清明,我创作了中国画新作《胜利日》,一则为祭奠亲人表达心愿,同时也为了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1983年秋,我曾携带着抗日战争史料读本和地图赴昔日的晋察冀地区考察寻访当年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踪迹;去山东聊城查找八路军接受日军投降的文字、图片;又去南京下关寻找当年日军屠城的旧址;更花了大量时间在第二档案馆查阅当年日军施暴的报刊记录……前后历时一年,我创作了“保卫黄河”三部曲《百年家国耻》《义勇军进行曲》《北定中原日》大型历史组画,该作品先后参展无数次,特别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50周年、60周年的活动,每每被点名特邀参加各种纪念展。
而今七十再祭,七十年的岁月虽远去,但历史风烟犹存,今天的我们该拿什么样的作品来表达对历史的铭记与反思?重睹已有的作品虽然同样能激起我们对惨烈战争的回忆,对民族精神的颂扬,让那些富有历史感的作品再一次摄人心魄固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以今天的眼光和视角去表现、再现那段惨痛的历史,似乎已不能再停留在简单情景图像重现,更不应陷入另一种程式化、概念化的创作误区中图解、符号化历史。今天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应该也能够站在历史道义、文明道德的精神高度,既面对历史,也昭示未来,既有缅怀告慰历史,更有警示照鉴现实,从维护、珍惜世界和平的历史角度去揭示、阐释反对过去、当下、未来一切非正义战争的意识和共同责任。然而艺术创作毕竟不是社论式的语言表述和标语口号式的招贴画,不能是简单的历史图片的拼接组合、重复再现;艺术创作需要找到一个恰切的、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图像造型的切入点和经过精心设计的情景细节,进而赋予其所能承载的意义,而且需要可视、可读、可感,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如此才能打动观众。
我试着重温历史,重新沉浸在浩繁的历史文字和影像图片中,尝试以一个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去揣摩真实的历史和艺术中的“可能的”真实。经过反复酝酿、比较、选择,我最终倾向于“胜利”与“胜利日”的主题,以此表达前述的历史意义和艺术内涵。但是胜利通常与群情振奋、欢庆热烈的场面有关,艺术的正面呈现难以回避众多不同表情的人物群像的塑造,然而这样的表述常常易流于一般,难出新意;写实的场面也难以链接起作品精神意象,进而引发观众的联想与深思。截稿的时间日近,正辗转百思难得其解,偶然中一张旧图片在凌乱的素材中露出一角:暮色中,一位老妇人高举木棒敲击挂在大树上的一口残破的钟……它触发了我的思路,令我的联想意外泉涌:“胜利-胜利日-黎明-晨曦、朝霞、鱼肚白-士兵-身影-废墟-军号……”一连串的象征性符号元素,通过一个人代表了群情激昂;一个背影概括了众多群像;让黎明象征寓意胜利;让欢呼复归静穆,用军号声传达对烈士和死难者的致意—宣示人类文明战胜邪恶—正义者共同签署联合国宪章—中华民族由屈辱中奋起,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光明之路。作品中需要一名英姿飒爽的士兵,他可以是彭老总的百团一兵,也可以是谢晋元的十九路军士一员,面朝彩霞升起的东方吹响号角,寓意迎接胜利。
构思既定,形式、语言、技法皆为之服务:我设计将士兵站在废墟,或长城垛口,或四行仓库碎石之上,全副戎装,背侧身作挺胸矫健状,逆光迎向道道透过云层四射的曙光吹号,庄严肃穆,俨然挺立的民族脊梁。此中采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历史意象本不属攻关难题,已经有较多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而运用单纯的墨色追求色彩素朴、洗练和某种老照片效果也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何表现光影和传统中国绘画计白当黑的特点,则颇费了反复。通常人物画多以表现人物面目形象的塑造来体现内容要旨,我则采用了人物背侧面和形体朝向黎明的逆光剪影式处理手法,着重渲染画面整体意境,但这并不妨碍我发挥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墨代色的技法表现。而若要以计白当黑的品评标准度量该作品,则可能限制并丧失了画面特定环境氛围的营造与烘托,而黎明前的暗夜、云霞四射的曙光恰恰是“胜利日”不可或缺的重要绘画意象元素,此处的黑与白,孰取孰舍,效果截然悖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适度吸收光影渲染和对人物背景的笔墨塑造,以尽所能追求主题构思与形式语言的匹配相谐。
新作甫成,如约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它代表我送去了向当年捐躯的英烈、黎明前的殉难者的敬意和艺术家的一束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