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情借笔作镆铘

    1945年，关山月结束在中国西北的旅行写生后，与赵望云、张振铎在重庆举办“西北写生画展”，其《鞭马图》《铁蹄下的孤寡》以及敦煌壁画临稿广受赞誉，于右任为《鞭马图》题字，郭沫若为《塞外驼铃》《蒙民牧居》题诗并赞其作品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这一年，关山月34岁；这一年，抗战胜利。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仇情借笔作镆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关山月抗战主题作品展”在关山月美术馆启幕，此既是纪念抗战胜利而自主策划的重要学术展览，也是关山月美术馆“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延续。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关山月与春睡画院同人随同老师高剑父避难澳门。此前关山月跟随高剑父入春睡画院学画，深受高剑父“新国画”精神的感召，践行高剑父自20世纪30年代始就大声疾呼的“艺术救世”“艺术救国”的理想。关山月在1939年至1940年间完成了《从城市撤退》《侵略者的下场》等数件“为国难写真”的绘画，这些创作无疑与高剑父、黄少强等人的思想经验和影响有关。

    如果说高剑父有着“文化精英”的视角和立场，是一位“历史主义者”，黄少强有着“平民”的视角和立场，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的话，那么关山月的语言风格和绘画观念，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1940年1月，关山月在澳门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人画展。正是这个以“抗战”为主题的画展，揭开了关山月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的序幕，奠定其“为社会而艺术”的基调。正像我们看到的，在其个人的艺术道路中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这个“抗战画展”中，关山月以大幅绘画的形式描绘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其中的《从城市撤退》（长卷）和《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是关山月亲历其境的义愤之作。这些运用传统的中国画材料绘制的作品，虽然并不完全合乎传统画学的清规戒律，但其宏大的叙事性结构和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线条笔触，却真实地再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场景。

    在澳门画展之后不久，关山月辗转经粤北、桂林入川，接着沿河西走廊到达敦煌，沿途写生，在敦煌莫高窟和他的妻子李小平度过了秉烛临摹壁画的艰苦岁月。《塞外驼铃》《驼运晚憩》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意义在于，关山月摆脱了元明以来归于平远的江南水乡或园林小景的传统笔墨趣味，在写生的基础上重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这些作品中，已经看不到文人画传统中的闲情逸致和轻清内敛，苍凉、壮阔的山川和奇崛、强悍的线条成为关山月视觉体验的兴奋点，他渴望案头尺幅能够承载广袤的西北大漠和急湍的大江巨流，赋予水墨材质的中国画以更为强烈的视觉张力。

    在抗战中，由于地缘政治空间的变化和中国政治中心的转移，西北、西南在北宋以后重新获得了进入中国画家视野的机会。甚至可以这样说，那些对拓展20世纪中国画艺术的表现空间和语言表现形态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画家，绝大多数都在这一时期的西北、西南留下他们清晰的足迹。关山月便是其中最为杰出并有大量作品存世的艺术家之一。

    这次关山月美术馆将馆藏关山月抗战时期的作品按照“战火纷飞”“民间疾苦”“大后方”三个篇章予以呈现，也恰和了抗战期间方值年轻的关山月不同的创作进阶。“战火纷飞”包括《三灶岛外所见》《寇机去后》《游击队之家》《侵略者的下场》等直接描绘战争场面的作品，这在当时的美术界极为罕见，在抗战美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关山月受到了高剑父新国画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得益于技法上的突破。“民间疾苦”包括《今日之教授生活速写》《中山难民》等佳作，抗战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人群迁徙，关山月秉承了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描绘了普罗大众在战火下的生活，包括教授、石匠、难民、流民等。“大后方”包括《塞外驼铃》《驼运晚憩》等作品。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大批的文化人也迁徙至此进行文化抗战。关山月于1941年行至重庆，此后他多次在重庆、成都举办抗战画展，鼓舞抗战士气。在大后方，关山月创作了一批写生作品，这些作品多表现风土人情、劳动生产，凸显大后方人民积极生产以支援抗战的精神象征。

    抗战期间，以关山月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画家，坚持“艺术救国”的理想，他们直面人生、关注现实，用绘画直接呈现战争，创作的这批表现抗战的主题作品使美术创作“题材”意义得以凸现，从而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美术审美趣味和价值体系的转换，确立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