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常这个时候站在桂花树底下等邮递员的人是母亲,但今天是我。
老师说,如果下个星期我还没有字典的话,就不要去学校了。班上每个同学都有了一本棕色封皮的《新华字典》,除了我。现在,我比母亲更需要一张汇款单。
每个月初,父亲都会从遥远的浙江寄一张汇款单回来。母亲的化肥、爷爷的中药和我的学费都要指望这张小小的汇款单。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邮递员都会骑着自行车从镇上赶来,交给我们来自远方的信件、报刊和包裹,当然还有绿色的汇款单。
我们偶尔也会到镇上去,但并不总是有这样的机会。每逢收到汇款单,通常都是母亲带着身份证独自到镇上唯一的邮局去取现金,但有时她也会带上我和弟弟。如果她愿意带上我和弟弟,就说明我们又要到照相馆去照相了。我和弟弟就会高兴得像大同水库里的鲤鱼一样蹦起来,兴高采烈地跟在母亲后面跳个不停。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上午去照相,中午要在镇上吃一顿大餐。吃大餐——这正是我和弟弟欢喜不已的原因。我们终于又能吃到久违的油条和炸饼了——我当时以为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这世上不可能再有更好吃的东西了。我和弟弟总是舍不得一口气吃完,往往要拿在手里带回家去,在小伙伴面前骄傲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我们的照片总是洗两张,一张放在家里的相框中,一张要随信寄给远在浙江的父亲。母亲说:“你们一天一个样,哎,这都半年了,你爸也不知道你俩又长高了多少。”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用早就写好的信纸把照片包起来,还一定要亲眼盯着营业员糊好封口贴上邮票才放心。
今天就是星期五,邮递员叔叔一定会来的。我站在桂花树底下焦急地等待着,时不时地踢起树底下的小石子。实在等不及了,我还跑去清溟桥头看过两次。
清溟桥头是镇上到村里唯一的路口,邮递员叔叔每次就是从这里摁着车铃到我家门口的。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我跑到了这里,也依然没有看到邮递员的半点踪影。我只好沮丧地往回走,母亲抱着一捆柴火过来跟我说;“天都这么黑了,今天邮递员大概是不会来了吧。再说,今天才是月底,你爸要到月初才会汇款回来呀。”
我不理会母亲的话,仍是痴痴地站在桂花树底下等。母亲没有办法,抱着柴火进屋了。
天越来越黑,月亮也升了起来。我一抬头,一片雪花蓦地飘落到我身上。我这才发现,根本不是月亮升了起来,而是下起了大雪。大雪纷纷扬扬,很快就将漆黑的乡村染成了白色。我心想,突然下起这么大的雪,邮递员叔叔肯定不会来了。我不得不懊恼地往家里走去。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一阵翠鸟般的悦耳铃声传进了我的耳朵,邮递员叔叔来了!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自行车铃声了。我迈开步子跑向蜿蜒逶迤的乡村公路,群山像白象一样涌向我的眼前。果然,一辆雪白的自行车像白鸽一样向我飞来。是的,那就是邮递员叔叔的自行车。他正冒雪向我骑来。不,与其说是骑,不如说是踩着滑雪板向我飞来。他的身上已经落满雪花,一如去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堆的那个巨大的雪人。他骑到我跟前,不住地解释说:“隔壁几个村子信件多,又下了雪,所以来晚了,实在对不起。小弟弟,有你家的汇款单……”
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二十年弹指一挥,我依然记得那个遥远的冬日傍晚,记得那个在树荫下躁动地踢着石头子的少年,记得那白象似的群山,群山下的乡村公路上,那个雪人般的邮递员叔叔骑在自行车上像白鸽一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