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3·15晚会的主题是“护航新消费”,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尹文:我一直记得我们原来的频道主任的一句话——“我们要做消费者的瞭望者”。我们时刻去关注消费的新趋势和消费者最关注的行业。每年我们会根据最新的消费变化来确定新的主题。2007年我们关注明星代言,2008年关注个人隐私,2009年关注垃圾短信,2010年关注电视机的“三包”规定。事实上我们一直就想抓住一些消费脉络的变化,揭示出一些问题。
我们之所以把今年的主题确定为“护航新消费”,是基于以下考虑:今年的消费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网上团购、代购等已经深刻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但目前法律和监管还存在很多漏洞,像很多人在网上购物买到了假货,很难维权。今年我们不想再局限于一个简单的曝光,更重要的是想通过晚会去促进制度层面和规则层面的改善,促进新的标准建立。
记者:在一个月之前,央视3·15晚会就通过微博发布了“内幕人士征集令”。晚会的选题是通过这种形式确定的吗?
尹文:这是我们选题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3·15晚会的选题机制,是通过建立强大的投诉平台来发动消费者,建立与消费者的高效沟通平台。例如QQ12315,这个群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400万到500万人。其次,通过选题筛选机制来看这个选题是不是共性的问题。例如,去年我们发现惠普电脑的“三包”售后服务出现问题,开始以为是个别现象,后来网络上QQ投诉的信息量越来越多。经过核实,我们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就策划了这样一个选题。
从制作上看,我们希望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东西。例如无烟锅的选题,当时它一进入市场,我就觉得有问题,我们一直跟踪,但就是破解不了。8个月以后,上海的一个小学生做了一个实验,论证油的冒烟和锅体材质无关,而是和温度有关,这个角度让我们豁然开朗。
记者:3·15晚会的制作周期和流程是怎样的?
尹文:3·15晚会一般播出时长为110分钟,其中包括6-8个专题节目。节目的筹备拍摄周期比较长,一般从头一年七八月份开始准备,单个专题的制作周期有时候长达一年。因为有的暗访事件需要长期追踪拍摄,后期制作有时候还需要补拍镜头,很考验记者素质。所以我们今年做得很痛苦,虽然是1月份建组的,但是很多选题提前一年或者半年就开始追踪了,一个问题可能要深入到七八个地方。我们希望能深入到企业的工厂、深入到饭店后厨、深入到他们的仓库,甚至他们的电脑系统中去,把这些问题深入地揭示出来。
3·15晚会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节目,是一个事实判定型的节目,如果你没有破解的方法,别人无法信服,也会失去正确的指向性。所以必须把所有的骗局都揭示清楚。说心里话,我们有时候必须用高射炮去打蚊子。我们找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是小题大作,但没办法,这是必须的。作为3·15晚会来说,它不允许猜测性报道。我们必须要做到几个“到”。首先是听到,不只是听消费者、投诉者怎么说,而且要听生产者、所谓造假者怎么说;其次是看到,不仅要看到、拍到,还得细节要到,即要拍到造假的过程。
记者:像3·15晚会这样的节目,面临的压力肯定不小吧?
尹文:央视有两档很有特色的节目,一个是企业花钱都想上的春晚,另一个是企业花钱都不想上的3·15晚会。我们栏目组以及我个人都常常会被企业公关。据我所知,我的名字就常常出现在危机公关公司的提案中。
面对这些,我们有一套自己应对的方法:首先在建组之初,每个人都要签订保密协议并严格执行,泄露节目内容的员工会被立即开除;为了防止选题泄漏,我们规定员工在离开办公室时不能带走一张纸,审节目时在场人员不能接听电话;最后,我们还会准备2-3个备播带,重要节目在彩排时绝不会出现。
面对企业公关最好从源头上就防止泄密。对企业始终是敬而远之的态度很必要,特别在敏感时期,我们都闭门不出。我个人已经十多年没有参加过企业任何形式的媒体答谢会。
记者:怎样权衡对产业的负面影响和媒体监督社会的责任?
尹文: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抓“罪大恶极”和“深恶痛绝”的典型案例。我们不排除这样会给某个产业带来严重后果,但在此之前,我们会衡量消费者的利益是否被普遍侵害。另外,我们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拍摄十分,剪辑力度占七八分,只有拥有站在高处的包容度,才能不陷入事件本身,才能保证公正客观。
记者:怎样看待3·15晚会后的联动效应?
尹文:3·15晚会后的联动追踪机制一直为人们所称道。我们和工商、司法等十三个部门保持良好的互动,追踪事态的后续发展。比如:去年报道了手机吸费问题后,工信部门用一年时间进行整顿;媒体的持续追踪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问题的解决和新制度的出台。(本报记者 李金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