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鉴定是实践的学问——《沈津说古籍版本鉴定》自序

　　去年年初，夏春锦先生即告我，想为我编一本有关古籍版本鉴定的书，对此，我是非常感谢他的。大约十多年前，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即想写一本《新书林清话——沈津古籍版本二十讲》，其中的一讲即为“古籍版本的鉴定”。

　　我在图书馆里工作了整整一个甲子，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甚或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我始终都在一线和古籍版本打交道，经历了古籍的采购、整理、编目、上架、接待读者，大量的时间都是在编制善本书目、撰写善本书志中度过的。六十年来，我所经眼的古籍善本约二万部以上，而普通古籍也在二万之数，有了这些工作实践，也让我有些许的进步，尤其是在版本鉴定方面。

　　抚今追昔，当我踏入图书馆学中的版本目录学领域，是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指导我习流略之学。初始，顾先生要求我有选择地去读一些专业书籍，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即是其一。那时的我，小青年一个，虽然是初读，但却似懂非懂，反而倒是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简明扼要，让我对古籍版本有了浅浅的认识。

　　我还是用1981年3月我在国家人事局编制的“专业干部业务技术职称呈报表”中撰写的“业务自传”来作表述吧。那是四十多年前所写，时值我进入这个领域21年之时，读者或许可以从中了解我学习版本鉴定的过程。

　　我在善本组工作时，什么事都干，主要是打基础，像采购、查对卡片、核对图书、登录排片、取还图书、接待读者、书库保管等什么都做。有时还随老先生们到古籍书店、朵云轩去挑书。书店送来的书、札、碑帖，我都翻一遍，平时接待读者阅览善本，也随手翻翻，记记书名、作者、版本。顾廷龙同志还教我使用工具书，指导我用那些参考书，包括新、旧平装和线装书。……

　　我感到进步最快的是参加编辑《上图善本书目稿》的工作。当时，潘（景郑）、瞿（凤起）先生校书，我就看他们校过的卡片，并翻阅原书，即为何这样著录，依据在何处，对于纸张、字体、钤印等都很注意，尤其是清代学者或名人的批校题跋的字体，即手迹与后人过录，或后人作伪，我都看得很仔细，并经常请教顾、潘、瞿三位先生真伪之间的区别。当时年纪轻，所以白天工作做不完，晚上经常加班做，并认真做好笔记，就这样，书库中的藏书，几乎都翻了一遍。从唐（人）写经到清代刻本，从稿本到批校本、抄本，虽然是过眼烟云，但是有些重要版本至今还印象深刻。由于有了一定的实践，使我对鉴定版本打下了基础，这对后来的工作，或编目，或鉴别，包括1976年我从旧纸包里发现重要版本《京本忠义传》的残页，都是和“文革”前所掌握的知识分不开的。

　　旧时，我曾应邀在某些单位做古籍版本鉴定的讲座。以我过去的实践来看，我以为讲版本鉴定，不必说太多的大道理，也不必多言各种版本的时代背景、源流，因为这在一些讲述文献学的专著中都有。同时，我也觉得讲这方面的题目，很多都是所谓的专家，在授课的过程中，不必正襟危坐，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地讲。我认为最好的就是通过轻松的聊天方式，与读者听众交流，用讲故事的形式，娓娓而谈。因为鉴定并不是什么神妙莫测之事，您要讲，也应多讲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实践。十多年前，我在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时，曾与听课的同事及专业硕士们聊天，所举较多实例。我常常告诉他们的是，这些例子您并不一定以后都能遇到，但您可以举一反三，从而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专家所写、所讲，应讲他人所未知、未见，那才能代表他自己的见解，也能给听者一些启示。如若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十人一面，抄来抄去，大段引用他书中之内容，没有自己的语言及实践，那就会显得枯燥、乏味。也因此，黄永年先生曾批评有些讲版本鉴定的书是“新瓶装旧酒”，“把前人的经验和知识，东拼西凑地去搬弄一番，甚至把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改头换面地照搬一通，这还不如让学生去看原著好”。实际上，黄先生批评的是有些作者没有实践及自信，才会说“有些书只是集一点版本史，而不抓特征，除了略知版本史的皮毛以外，对版本鉴定全无用处”“你变戏法糊弄人干什么”的话来。1986年，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班五位同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在陕师大听黄先生讲版本学的课，黄先生说：“教师在课堂上要讲自己的心得，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还说：“我讲的都是我明白的，不明白的不讲，我在这里讲课不脸红。”这说明黄先生讲课是有底气的。

　　我有时会想，科学中蕴含着奇妙的美，中国古籍之美又何尝不是呢？美的定义是什么？韦伯斯特（Webster）大学辞典中对美的含义是：“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具有的品质或品质的综合，它愉悦感官或使思想或精神得到愉快的满足。”说得再具体一点，当您在鉴别、审定古籍版本的过程中，那就是一种主观上的感受。因此在我过去的工作中，不论是对古籍图书的编目、整理、鉴定，我都会产生精神上的愉快，那就是美。

　　这本小书计22篇，除了“稿本”“抄本”二篇外，其余都已公开发表，并收在我已出版的集子里了，春锦先生以为这类讲鉴定的小文比较实在，对想了解古籍版本的后学者有点帮助，故以“综论”“例谈”“指误”“育人”四个方面加以组合。我在图书馆里所做的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那也是循着先师顾廷龙先生的脚印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如若能以我的专业知识为后学者提供些微的扶掖，那也是我的本意初衷。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报发表时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