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醒吧！”：一百零四岁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去世

　　比利时哲学家和外交官奥雷莉·迪沙托（Aurélie Duchâteau）6月25日在比国《旗帜报》撰文，以《世界在燃烧，我们却还在喝冰拿铁？》为题，将她在巴黎热浪里难熬的孕期生活，上升为“对这个遗忘了社会进步真谛、进而忘却美好生活本质的社会的愤怒”。她重提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几年前没人听到或没人听从的呼吁：“醒醒吧！”也许再过20年，她的女儿将义愤填膺地质问父母这一辈人，为什么对科学家和莫兰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充耳不闻，将幸福和经济增长混为一谈，只知道利润至上，却回避紧要的生态议题，忽视清洁能源，破坏环境，放任垃圾食品，贬抑人文教育，并疏于培养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

　　在今年的热浪开始之前，毕生致力于解读当代世界复杂运作机制的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复杂性和复杂思想领域的领军者，广涉媒介研究、政治学、社会学、视觉人类学、生态学、教育学和系统生物学等多元学科，著书逾120部的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于5月29日在巴黎去世，享嵩寿104岁。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向这位“抵抗运动战士、自由斗士、世纪作家和思想家、自然与人类捍卫者”致敬，称他“思想深邃，人生丰饶，精神博大”。

　　《纽约时报》的讣闻说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法国经历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一代的最后一位幸存者，其著作与言论在法国具有独特的道德权威。直至去世，莫兰先生的声音及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始终未曾改变”。

　　埃德加·莫兰本姓纳乌姆，1921年7月8日生于巴黎。由于1917年感染西班牙流感引发的心脏病，医生本来是禁止母亲吕娜分娩的。母子二人虽得以幸存，但埃德加不到10岁时，吕娜还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了。“太可怕了，太痛苦了。”莫兰去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家中告诉登门拜访的《巴黎人报》。父亲既想保护他，又给了他很多自由。“我很独立，自己成长。”父母虽然是希腊裔犹太人，但“他们是不可知论者，我从未信仰过宗教”。他大量读书，对电影充满热情。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才15岁，便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从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做一个“为人类服务的使命者”。20岁时，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抵抗运动。为了躲避盖世太保，他化名马尼安——安德烈·马尔罗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希望》里的一个角色，但一位女战友误拼成“莫兰”。埃德加·纳乌姆就这样成了莫兰同志。

　　他激动地迎来了巴黎解放，与哲学课上亲爱的同学维奥莉塔·沙佩约博、日后著名的文学编辑和散文家迪奥尼·马斯科洛、日后著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同乘一辆带有法国内务部队标志的汽车驶过香榭丽舍大街，司机是日后密特朗的办公厅主任乔治·博尚。

　　战后他与沙佩约博结婚，住在杜拉斯及其伴侣马斯科洛位于第六区圣伯努瓦街的家中。“我们和玛格丽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迪奥尼是我在抵抗运动中的副手。那是充满兄弟情和友谊的美好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之一。我们住在圣日耳曼代普雷；我们经常参加聚会、跳舞！晚上也和朋友们一起畅想未来，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在其中。”莫兰说。

　　从1977年到2004年，他出版了百科全书式的六卷本巨著《方法》（La Méthode）。法国《世界报》在罕见的超长篇莫兰讣闻里说，凭借这一系列，“莫兰不仅承担起重构人类知识的使命，更创立了一套能够‘呈现现实复杂性’的认知方法……《方法》提出了三大原则：对话原则——‘将两个看似相互排斥、实则不可分割且对理解同一现实不可或缺的对立原则或概念统一起来’；全息原则——指出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也存在于部分之内，正如全部遗传信息蕴含于每个细胞之中；组织递归原则——‘产品与效应本身又成为生产它们的生产者与因由的生成性循环’。这三大原则构成了‘复杂思想’的三大支柱。在《方法》的结论部分，莫兰呼吁进行一场‘蜕变’，唯有如此才能终结知识的割裂、意识的区隔和文明的危机”。

　　2012年，91岁的莫兰三婚，娶53岁的摩洛哥和法国城市社会学家萨巴赫·阿布埃萨拉姆。妻子在婚前的学术生涯中曾大量研读莫兰的著作，婚后成为他的合作者，帮助他出版了多本新作，同时担任着埃德加·莫兰基金会的联合主席。

　　她总是确保电脑和手机放在丈夫触手可及的地方。“无论在巴黎还是马拉喀什，我从未停止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是其中的一粒尘埃。”莫兰告诉《巴黎人报》。

　　莫兰的多种作品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如《地球 祖国》（与安妮-布丽吉特·克恩合著）、《伦理》《迷失的范式》《方法：思想观念》《方法：天然之天性》《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复杂性思想导论》《人本政治导言》《时代精神》《电影或想象的人》《电影明星们》《一个世纪的人生课》等。

　　中华读书报去年报道，莫兰出版了112页的新作《历史有教训吗？》（Y a-t-il des leçons de l'histoire ?）。作为战争暴行、经济动荡和生态剧变的见证者，以及文明的思考者，他从中汲取了照亮过去并帮助世人构建未来的基本教训。他告诉读者，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破坏者也可能成为伟大的教化者，神话对现实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他以希望看待未来。他用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又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反败为胜的例子说明“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正因如此，“我们不能陷入绝望。希望不是一种概率，而是一种可能”。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