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博格·巴赫曼诞生一百周年，德语世界多有纪念

　　6月25日是奥地利传奇诗人和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926-1973）的100周年诞辰，德语世界多有纪念。

　　关于巴赫曼的新书不断上市，我们介绍其中最受德语媒体关注的三本，外加两部纪录片新作和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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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资深的巴赫曼专家安德烈娅·施托尔（Andrea Stoll）曾在2013年因巴赫曼传记《自由的黑暗光芒》（Der dunkle Glanz der Freiheit）一举成名，但自2017年起出版的《萨尔茨堡巴赫曼文集》，收录了作家遗稿，以及她与保罗·策兰、汉斯·维尔纳·亨策和马克斯·弗里施等人的通信。这些资料，加上斯托尔博士与巴赫曼弟弟妹妹的长期交往，与亨利·基辛格等见证者的会面，共同促成了她的全新思考，终于在作家100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首部全方位的492页巴赫曼新传记《我体内住着两个人》（Zwei Menschen sind in mir）。

　　《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较之前作，巴赫曼的形象在新书中变得鲜活了：她是一位不妥协的诗人、一位充满激情的游泳者、一位慈爱的姑姑、一位精心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作家，以及一位与毒瘾作斗争的人。“她要维系一种仅凭写作无法糊口的生存方式。她与马克斯·弗里施的关系始于一场滑稽的诱惑，最终却以‘无家可归’（senza casa）告终，头顶无片瓦遮身，并因依附于任取任弃的男人而崩溃。但斯托尔笔下绝非受害者叙事，而是展现巴赫曼如何在一种于她所处时代无法兑现的诉求中走向终结。”

　　另一本764页的非传统传记《这个不安生的自我》（Dieses unruhige Ich）出自莱比锡大学近代德国文学与文学理论教授迪特尔·布尔多夫（Dieter Burdorf）之手，通过考据和分析巴赫曼“书信往来中的一生”，“让一位在欧洲文化界拥有辉煌人脉、其摇曳多变之面孔直到今日才能被衡量的女作家重见天日”。大诗人策兰是巴赫曼最重要的通信者之一，也是布尔多夫文本细读的对象。他发现策兰“在婚前婚后都同时拥有除巴赫曼以外的多个情人，其中一些人收到的束诗与他送给巴赫曼的完全相同。而他仅凭受难者的身份，便要求巴赫曼将他奉为绝对的道德权威，其中折射出了强烈的自恋，比起两人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局，或许正是这一点才最终阻断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可能”。

　　在至少一点上，施托尔和布尔多夫出现了分歧。即巴赫曼1962年接受的子宫切除术。《法兰克福汇报》介绍，斯托尔认为这是一起医疗越权行为，布尔多夫则坚持巴赫曼本人是同意的。这场手术对女诗人自我认知和身体意象的冲击在任何一个维度上都是灾难性的：她感到自己被“阉割”了。子宫的切除使她原本保守的女性观也失去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再度拥有“完整而毫不妥协的，与丈夫、家庭和孩子在一起的生活”。

　　第三本新书《英格博格的最后时光》（Die letzten Tage von Ingeborg）是一本极为私密的回忆录，仅有55页厚，由85岁的瑞士意大利语作家弗勒·耶吉（Fleur Jaeggy）撰写。通过作家丈夫、意大利著名出版人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1941-2021），她在罗马结识了长她14岁的巴赫曼，随后结伴前往克拉根福拜访巴赫曼的家人，再于1971年的盛夏共同驾驶一辆红色阿尔法·罗密欧牌小汽车，从罗马出发，沿着海岸线驶向托斯卡纳，共度暑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信件，没有电话，只有海风和阳光。她们每日沐浴海水，彻夜长谈。伊塔洛·卡尔维诺来访，乌韦·约翰逊也顺道串门，但两人沉浸于彼此的世界，压根不愿见任何人。她对巴赫曼无比倾心，后者反过来鼓励她走上文学道路。但1973年9月25日晚，香烟引燃了巴赫曼的睡袍，导致严重烧伤。10月1日耶吉接到电话：“英格博格自焚了！”她赶到罗马的圣欧金尼奥烧伤中心陪床。巴赫曼垂死时对她说：“我们有过美好的时光。”10月17日晨六时许，最后一刻终于到来——“她死了”。如今的共识是她并非死于烧伤本身，而是缘于巴比妥类药物戒断症状或与此冲突的药物引发的复杂反应。但为她提供药物却蓄意向临床医生隐瞒这一信息的医生弗雷德·奥尔及其妻子海迪从未被追究责任。

　　耶吉在书中不肯止于深深的哀恸。她猛烈抨击巴赫曼的弟弟妹妹未曾伸手相助，又控诉医院护理不周，主治教授（一名前法西斯分子）拒绝透露治疗信息，而另一位医生更关心巴赫曼是否在火灾之夜与女人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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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雷吉娜·席林拍摄的纪录片《英格博格·巴赫曼：曾经是我的某个人》（Ingeborg Bachmann – Jemand, der einmal ich war）如期上映。拍摄时与巴赫曼死时同龄（47岁）的德国当红演员桑德拉·许勒走进作家昔日的生活。她装扮成巴赫曼的样子，去巴赫曼去过的地方，做巴赫曼做过的事：抽烟、喝酒、做头发，并朗读巴赫曼写下的文字，以此将观众带入巴赫曼的精神世界。影片将即兴场景、珍贵档案、访谈和巴赫曼本人的作品交织在一起，贯穿了其人生的核心阶段——从她在克恩滕州战火中度过的童年，到在四七社成名，直至在罗马的最后时光，通篇贯穿着对有毒男性气质的揭露和控诉，生动地再现了巴赫曼时代社会对妇女的厌弃和歧视。作为一个终生未被理解，并总是遭到误解的女人，巴赫曼的人生旅程镌刻着与策兰、亨策和弗里施的复杂纠葛，更铭刻着她在公众赞誉与存在危机中，为追求独特、激越之声而不懈抗争的印记。影片回荡着巴赫曼的原声：“终有一天，所有人都将获得自由。”

　　此外，奥地利广播公司也在6月22日播出了芭芭拉·弗兰克导演的纪录片《英格博格·巴赫曼：真理之诗》（Ingeborg Bachmann - Dichten für die Wahrheit）。

　　在巴赫曼百年诞辰之际，53岁的德国自由文学评论家贝亚特· 特勒格尔（Beate Tröger）为歌德学院撰文，挖掘巴赫曼诗集《延宕的时光》（Die gestundete Zeit）的现实意义。文中写道：

　　在这片幽灵般的语言图景中——它建立在谋杀、废墟，以及身体和道德的毁灭之上，却同时召唤着新生和延续——这些诗歌凭借其批判的力量，必然产生了令人深感不安的影响。挚友和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策曾致信巴赫曼：“这些新诗里有一种令人警醒、骇人听闻、疏离、恐惧的东西。如果你继续这样写下去，无论你是否愿意，都将迎来最美妙的丑闻。”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在一个沉重如铅的时代，即便是最犀利的诗句也自有其读者：

　　从有尸体之暖的天空前厅走出了太阳。

　　那里没有不死之神，

　　那里有阵亡者，我们听闻。

　　而光辉不会走向腐烂。我们的神祇，

　　历史，为我们预定了一座坟墓，

　　无人从中复活。

　　（引李双志译诗）

　　很多诗歌反映了巴赫曼对其父亲身为纳粹党员并在东线服役履历的抗拒——这些话题在家庭内部从未提起。她早年直面法西斯主义的阴魂不散和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正因周遭对这些议题持续的缄默，使她觉得在奥地利和德国难以苟安。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延宕的时光》里曾令时人警醒、骇人听闻、疏离和不安的内容，也呈现出新的意涵。鉴于当前时代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回潮，这部诗集的现实意义依然未减。

　　在中文世界，巴赫曼的作品以往鲜少引进。这一局面直到2023年作家去世满50年后才大为改观。随着其作品进入公版领域，多种巴赫曼作品中译本纷纷上市。有的书，例如1971年问世的巴赫曼唯一一部完稿的长篇小说、未竟的死亡形式三部曲首部《马利纳》（Malina），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个不同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