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式的幽默——维多利亚时代创刊的讽刺杂志《潘趣》
《潘趣》（Punch，又译为《庞奇》或《笨拙》）是英国历史上最久负盛名的诙谐讽刺杂志。自1841年创办一直出刊到1992年，它留下了英格兰最真实、最令人难忘的画面；它见证并记录了一个半世纪的英国历史，也成为英国历史的一部分。《潘趣》是一本“非常英国”的杂志，以其机智和不羁闻名于世，是一本反映英国人性格及心理的百科全书。它记录了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扩张、一战和二战时期的沧桑变迁，以及后现代的历史，“它以幽默和热情捕捉时代精神”；它记录了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巨大的文化变迁，也描绘了英国人身份认同的延续与挣扎。《潘趣》有限公司的经理安德烈·盖拉尼认为：“《潘趣》堪称一面‘晴雨表’：它衡量着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反映着阶级斗争的态势，审视着性别与种族平等的进程，同时也以自身这一媒介的形式，对整个媒体进行着反观与审视。这本杂志在其构建的‘平行宇宙’中，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吸收、放大、戏仿与重构；这一宇宙中贯穿着许多极具英伦特色的、直指人心的生活真谛。通过漫画、诗歌、评论或故事等形式，将艺术、科学、政治、时尚、科技与阶级议题交织融合——这种独特的互动体验，为读者带来了充满趣味且引人入胜的阅读享受。”
一、早期的发展及特点
《潘趣》又名《伦敦的沙里瓦里》。“沙里瓦里”一词的意思是一群人在他们讨厌、害怕和不赞成的人的家外敲打水壶、平底锅和其他金属物品而发出的可怕的喧闹声（参见E.P.汤普森《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平民文化》第八章“喧闹游行”）。1841年《潘趣》出刊时是便宜的周刊（三便士）之一，名称源自英国木偶剧“潘趣与朱迪”（始于1662年，表演由一连串的短场景组成，主角是潘趣先生和他的妻子朱迪）。最初创办时，两位年轻人亨利·梅休和马克·莱蒙担任编辑，但因销售状况不佳，莱蒙失去了兴趣。人们打趣说，没有柠檬，潘趣酒不好喝（马克·莱蒙的姓与柠檬是一个词；Punch也是一种甜酒的名称）。自1842年底开始，梅休担任该杂志的唯一编辑，他对《潘趣》的成功功不可没。从历史上看，《潘趣》在1840-1850年代最具影响力。1850年，《潘趣》每周销量为40,000份，按当时的人口比例来说，发行量可观。历史学家理查德·阿尔蒂克写道：“从1840年代的私人信件和回忆录中提及它的数量来看……《潘趣》在其诞生后的一两年内就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从中产阶级开始，很快就扩展到社会的最上层——王室。”并且，《潘趣》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卡通”一词，即一种幽默的插图。
《潘趣》中一些最常见的文学和插图体裁是关于一周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滑稽评论、戏剧八卦、文学连载、漫画、幽默诗歌和歌曲、双关语、笑话以及小插图。在发行早期，即宪章运动时期，《潘趣》的风格是激进的。如1843年刊登的托马斯·胡德的《衬衫之歌》（Thomas Hood, The Song of the Shirt, Vol.5, 1843, p.260），描绘了劳动人民的艰辛。这首诗歌的结尾段写道：“手指疲惫酸痛/眼皮沉重发红/一个女人坐在那里衣衫褴褛/一针一线地缝着——/缝啊！缝啊！缝！/在贫困饥饿与肮脏中/仍用凄厉的嗓音歌唱/但愿那音调能传到富人耳中！/她唱起了《衬衫之歌》。”但到了1860年代，杂志的风格变得温和，不再攻击当权派或支持弱势群体，虽然保持了幽默的本色，却开始采取中产阶级的视角，这是确保其长期成功的原因。正如《西敏评论》（The Westminster Review）写道，《潘趣》的“道德优越性”使其与早期的讽刺报纸区别开来。在《潘趣》成立时，旧的、粗俗的漫画新闻传统正在消亡，一种相当普遍的新风气开始产生，并在宫廷、贵族和政治机构中传播。这种新风气的主要维护者——中产阶级的人数正在增加，财富不断扩大，他们在文学消费中也越来越重要。当《潘趣》的第一任编辑马克·莱蒙回忆说他的期刊通过坚持中产阶级的观点而生存时，他强调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向中产阶级、主要是都市男性读者提供越来越文雅的幽默，摒弃粗俗。
二、政治讽刺
《潘趣》每期都刊登大量政治漫画，关注政治人物、社会趋势、国内政治和国际事件。1843年的《物质与幻影》一文辛辣地讽刺了政府对穷人的忽视。文章写道：“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愚蠢且不知足的人；他们喋喋不休地敦促内阁大臣们，要求其正视贫困人口的需求——在他们看来，供养穷人，就像为马匹提供栖身之所一样，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善举。若要迎合这些蛮横之人的意愿，政府就不得不把手伸进国库的钱箱里去。我们要反问：既然我们明知财政预算本就略有赤字，且财政大臣肩上还背负着诸如坎伯兰公爵的年俸、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爵夫人的零用钱,以及修缮皇家马厩的建筑商那笔‘小账单’等种种正当且优先的开支义务，又怎能强求他去做出这种愚蠢之举呢？我们认为，内阁大臣们……体贴入微地做出了决定：既然无力为那些饥寒交迫的穷人提供他们所渴求的‘实物’（即食粮），那么至少也要赐予他们一个‘幻影’。”（Vol.5, 1843, p.22）
除了针砭时弊，政治人物自然也成了讽刺的对象。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温斯顿·邱吉尔的父亲），由于他性格张扬、特立独行且政治立场反复，成了《潘趣》漫画家笔下的常客。在《伟大的小“任性”》（Vol.92, 1887, p.19）中，伦道夫被描绘成一个正在发脾气的小丑，因为无法在国防预算削减问题上如愿以偿，正气呼呼地走开，拒绝服从“驯兽师”（当时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指令，图下面写道：“我不玩了！退出。”这讽刺了他因政治误判而草率辞职，最终导致政治生涯终结的尴尬处境。此外，从阿斯奎斯到艾登，从艾德礼到威尔逊，从麦克米伦到撒切尔，从路易·拿破仑到沙皇尼古拉一世，从德皇威廉二世到斯大林和希特勒，议员、首相和极权主义领导人无一幸免，皆被嘲讽。
还有许多重磅政治漫画都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之事的警示，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一战期间，《一个可怕的警告》（Vol.148, 1915, p.43）画面中心是一只巨大的、看起来极其狼狈的鹰，代表奥地利，它对罗马尼亚说：“现在，小心点！记住我对塞尔维亚做了什么！”本意是想威慑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罗马尼亚，警告其不要加入协约国阵营。但在现实中，奥地利被塞尔维亚打得落花流水（正如画中被拔掉羽毛的鹰），这种威慑在外界看来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它不仅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虚弱。
再如，在二战前夕，《潘趣》以极其辛辣的讽刺笔触反对绥靖政策。1938年9月21日的一幅名为《仍有希望》的漫画中，我们看到背景中浓重、翻滚的黑云，象征着战争的威胁，画作下方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景观。带有万字旗的木屋建筑代表阿道夫·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伯格霍夫，英国首相张伯伦右手握着一枝象征和平的橄榄枝，左手拎着公文包。这位“和平天使”飞向的不仅是希特勒的巢穴，也是绥靖政策破产的深渊。
三、帝国主义的见证
除了对政治的嘲讽，帝国主义论调是《潘趣》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英国被描绘为“救世主”，身负拯救不同民族的重任。“将爱尔兰少女埃尔从分离主义恶龙手中解救出来；将刚果的非洲人从比利时蛇蝎般的橡胶圈中解救出来；将印度人从饥荒中解救出来，所有这些都呼应了英国驯服自然、教化世界的责任。”例如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中，爱尔兰出现了“青年爱尔兰起义”。在漫画《英国雄狮与爱尔兰猴子》（Vol.14, 1848, p.147）中，爱尔兰人被描绘成原始、未开化的猴子，猴子（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作家、记者约翰·米切尔）对狮子说：“我们中的一个要被杀死。”爱尔兰移民常被描绘为肮脏、嗜酒、易怒和缺乏自律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政治漫画通常包括对苦苦挣扎的爱尔兰农民及其家人的攻击。今天看来种族主义严重的言辞和漫画，当时却大行其道，人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再如，《潘趣》在描绘1857年的印度兵变时，也表现出浓重的帝国主义情绪。在《英国狮子对孟加拉虎的报复》（Vol.33, 1857, pp.75-76）的画面中，一只雄壮的英国狮子正扑向一只孟加拉虎，而老虎脚下踩着被残害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力图借此说明英国对印度的武力镇压是正义的。同样，在《正义》这幅漫画中，画面中心是正义女神，她右手持剑，左手抓着一名印度兵的衣领，脚下踩着垂死的起义者，背景是混乱的战场。这幅画表达了英国人对法律与秩序的绝对维护，强调当时印度人的残忍和背信弃义，因此不应对叛乱者有任何怜悯。这些显然都是帝国主义的叙事，反映了当时英国殖民者的偏见。
四、科技发展的想象
《潘趣》不仅关注政治、殖民和社会问题，也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出具备双向通讯功能的等离子电视；然而《潘趣》却通过乔治·杜·莫里埃的一幅极具前瞻性的漫画作品——《电话显视镜》（Almanack,1878年12月9日）——将这一构想变成了现实。另一幅由查尔斯·哈里森于1901年创作的漫画，则描绘了一位身披制服、翱翔天际的“飞行警察”，正对空中的超速汽车进行拦截。每当一项新发明问世，《潘趣》总能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二次创作”，并赋予其种种充满趣味的荒诞特质。这正是《潘趣》杂志所呈现的那个“美丽新世界”中最前沿、最核心的特质：人类与科技相互融合，在碰撞中制造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混乱与趣事。《西敏评论》认为“《潘趣》将在向大众传播科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在愉悦刺激和智力刺激之间取得了平衡”。《潘趣》对技术主题的描绘及其对技术隐喻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发明在维多利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话语中的重要性。因为，《潘趣》的漫画家的笔触是深刻的，他们对琐碎生活中的严肃问题有最强烈的感知，对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有最深刻的感受。
此外，医学及公共健康也经常成为杂志嘲讽的对象。《潘趣》不仅讽刺了当时医学从业者的不学无术，还对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健康状况进行了辛辣讽刺。例如，在《犹豫不决的医生》（Vol.100, 1891, p.227）中，一个疯子一样的医生说：“我恐怕给他服错了药。”医生口中的患者是一个婴儿，正在被临死前极度的痛苦所折磨。背景中有一个不详的灰色的影子，脸上的神情惊恐不已。
五、性别歧视
维多利亚时代，甚至到了20世纪早期，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人们认为女性获得选举权以及对自身生活（包括是否结婚、生育子女和选择职业）拥有自主权会加剧家庭矛盾，当时的漫画也反映了这一点。因为社会仍然由男性主导，《潘趣》杂志的读者大多是男性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反对给予女性选举权。《会柔术的妇女参政论者：逮捕》（Vol.139,1910,p.9）的画面中，一位女性卷起袖子，而警察则被栏杆刺穿。当传统的温和抗议失效时，女性开始通过暴力抗争来争取政治上的权利。这幅漫画以一种近乎荒诞的夸张，反映了当时男性社会对这种新力量的真实焦虑与恐惧。再如漫画《探戈的传播》（Vol.145, 1913, p.458）中，一名警察用探戈的舞蹈动作逮捕了一名激进的女权运动者。通过将政治冲突嫁接到当时的流行文化热点——柔术和探戈上，《潘趣》以这种幽默和戏谑的方式取笑笨拙的警方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结语
在一个半世纪里，《潘趣》始终是一部记录英国文化的编年史——它既捕捉了英伦文化的细枝末节与微小癖好，也见证了其宏伟辉煌的成就。因此，《潘趣》在英国身份的塑造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体现的是英伦式的幽默。它既是一个勇敢的社会批评家，也是一个保守的等级制度的捍卫者；它既拥抱科学的进步，也宣传帝国主义。它成功之处在于让英国人学会了用一种严肃的幽默去揭露、审视自己的生活，或褒或贬，而这种幽默已成为英国文化、国民性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潘趣》的文脉从维多利亚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
直到1910年，《潘趣》每周的销售量仍超过100,000份，1948年超过175,000份。但之后，销量开始下降，1992年倒闭。虽然哈罗德百货公司的老板穆罕默德·阿尔法耶德在1996年曾重新推出了该杂志，但2002年再次停刊。《潘趣》给我们留下的是出版史上无与伦比的幽默和智慧遗产，英国人不无遗憾地写道：“《潘趣》终究归属于某种特定的辉煌，归属于某一段特定的时光，并最终归入历史的尘埃。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现存的机构，而是一座永恒的丰碑。正如‘时光老人’一般，潘趣先生永远不会出错：他仅仅是一位旁观者，是一位立于最华美舞台之上的演员——它所吟诵的台词，正是我们普罗大众通过那些讽刺作家之口所赋予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