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兵学高峰与《武经七书》的编纂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之后古典兵学发展的第二座高峰，其中，武学教育的全面展开与《武经七书》的编纂颁行，就是当时兵学文化繁荣昌盛大格局中一个璀璨夺目的“亮点”。它既是对先秦至隋唐五代兵学成就的总结，也为元、明、清兵学的演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朝代。不论是对读书人、官吏，还是平民百姓而言，活在宋朝，都算是幸运儿。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本人，虽然是赳赳武夫出身，但是宅心仁厚，宽恕包容，早早立下所谓的“祖宗之法”。其中，优待后周皇室宗族，不杀功臣，不杀言事之士大夫三条，尤谓皇恩浩荡，旷古未有。其好生之德，实可钦佩；忠恕之道，垂范千秋。

　　“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是改朝换代的政治常态。可宋太祖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不杀功臣，宋朝也基本上做到了，至于宋朝的士大夫，在当时也活得非常滋润、逍遥自在。若其发表与朝廷主流原则相悖的言论，实在过分了，那就加以“薄惩”，外放到边远的州郡去反省和改造，而且通常时间不会太长，过上几年，便法外施恩，允准他们返回中土安享生活。

　　而普通老百姓，在宋代的生活也是相对安宁惬意的。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直观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的城市繁华、经济发达，使普通民众基本上过上了尚算可以的生活。“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题，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全国性的民众暴动，历朝历代几乎都无法避免，有如宿命。而有宋一代，除个别的地方性动乱，如王小波、李顺造反，方腊举事，以及个别的团伙性闹事，如宋江起兵之外，没有像其他朝代发生过全国性的暴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学界几成定论的宋代“积贫积弱”之说的结论似乎是下早了。说宋代“积弱”，问题好像不大，但若是称宋代“积贫”，那恐怕是值得商榷的了。

　　然而，历史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宋代的崇文尚礼所导致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孱弱疲软、萎靡不振，国防形势困顿危殆、左支右绌。鲁迅先生有云，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套用过来，便是文明是挨打的象征。

　　两宋的历史就是证明。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净净。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了。

　　导致这种局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宋代骑兵建设因燕云十六州的失落、西北牧场的易手，使优良战马的来源被切断，只能用川地的矮种马来唱骑兵组建中的主角，这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冷兵器时代，骑兵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战略兵种，它的强大与否，直接关系着军力的盛衰，尤其是面对北方民族强大骑兵集团进攻时，自身骑兵虚弱，未战便已输了一半，毕竟，“以步制骑”只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基本国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赵匡胤、赵光义消极汲取五代时期武人干政擅权的历史教训，一味考虑不让“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使得他们将巩固皇权、强化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置放在首要的位置，“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可谓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凡大将出征，皇上都要面授机宜，颁发阵图，统兵者不可越雷池一步。其手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没有机断指挥的权力。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之下，要打胜仗，岂不是比登天还困难！《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将能而君不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而宋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那只能是“乱军引胜”，在军事斗争中处处被动，连战皆负了。

　　当然，打败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宋代统治者也想改善情况，有所振作。军权高度集中的做法不能动摇，那么，得另辟蹊径，别出心裁。于是乎，他们就把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点，放到强化兵学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上来，用批判的武器来代替武器的批判。故有宋一代，学兵学理论、用兵家智慧，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就蔚然成风、风靡一时了。

　　换言之，宋代的兵学缘此而兴盛发达，成为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这标志为：在宋代第一次出现了兵学的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第一次实现了兵书的专业分类，涌现出一大批专题型的兵学著述，如专门讨论守城作战要义的《守城录》、总结军事制度沿革及其特征的《历代兵制》、评析军事人物韬略的《何博士备论》、研究各类战法经验的《百战奇法》等，可谓琳琅满目，异彩纷呈！

　　显而易见，宋代统治者强化兵学理论建设，所说明、所印证的，恰恰是宋代军事实力与能力低下的现实。在这股传承与弘扬兵学理论的热潮中，《武经七书》便应运面世了！

　　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朝廷有憾于泱泱大国居然师旅不振，军威屡坠，在对辽与西夏的军事抗衡中屡遭失利、贻笑天下，遂决定兴办武学，培养优秀军事人才，以亡羊补牢，振衰起弊，扭转形势，赢得主动。

　　为了适应“武学”教学与训练的需要，朝廷遂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缕版行之”。从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七部兵学著述，被正式定名为兵家经典著作《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官方校刊颁行的兵学理论教科书。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言：“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在现实中，“知行合一”更多的是虚幻的想象，知行背悖、知行脱节才是常态。宋代人打仗已被历史证明的确是很差劲的，但宋代人的兵学理论造诣之精深，“纸上谈兵”的修行功夫之卓荦，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一点，在《武经七书》的编纂上同样也有充分的体现。

　　如何在这么多的传世兵书中遴选出几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兵书，以武学经典的身份进入武学基本教材之范围，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挑战，亦是对《武经七书》编纂者的学术眼光、兵学素养、文化识见的重大考验。应该说，朱服、何去非等人的确识见不凡，目光如炬。

　　《孙子兵法》毫无疑问是经典中的经典，堪称古代军事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军事理论的框架。后世的军事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代表了中国古典兵学的最高水平，无愧于“兵经”“百世谈兵之祖”的称号。

　　《司马法》一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春秋中叶以前兵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特征。它是一部以古为主，综合古今的混合型兵书，孕育于黄帝至殷商时期，创立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中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层。

　　《尉缭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一笔。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今存本二卷六篇，约近五千字，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记载了一些吴起的生平活动事迹。尽管《吴子》一书的理论特色相对单薄，但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学著作，尤其是关于战争观念、治军理论的阐述。

　　《六韬》的贡献，在于其是先秦兵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趋势在当时的兵书撰著上所打下的深刻烙印。其所论述的全胜战略、军事战略，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等各个方面，构筑起一个十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

　　秦汉时期成书的《三略》上下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一根红线，响彻着“陈道德，察安危”的主旋律。它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其出现和流传，表明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学政治伦理本位化趋势的强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在结合战例阐述兵学哲理，并使之深化方面，比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新境界。

　　由此可见，宋代学人对兵学经典的认识与遴选，其眼光之独到，选择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有宋一代，虽说在军事实践的舞台上乏善可陈，留下的只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绵绵遗恨，但是在兵学理论的建树方面则是独领风骚，让“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魂魄随着《武经七书》的流传而依稀残存于千秋江山。这就是宋代的文化气象，也是后人谈及宋代时之所以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缘由！

　　《武经七书》的最好版本，当然首推宋刊本《武经七书》，其书原由浙江陆心源庋藏于其“皕宋楼”，后为日本人岩崎氏购去，入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收入《续古逸丛书》的上海涵芬楼据静嘉堂宋本影印的本子一睹其风姿了。至于有关《武经七书》的注疏讲解方面的典籍，自宋以降，层出不穷，不可胜数。其中价值显著、影响广泛的，共有三种：宋代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

　　（本文节选自《中国兵学二十讲》，黄朴民著，新时代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