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喧嚣”的时代，公共传播何为？

　　十几年前，建华和我各自供职的单位曾共处同一座大厦，我们常在午餐时相遇，互道“学术寒暄”。那时，他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报》“新闻与传播学”板块的编务，对这一学科领域的各种前沿议题多有关注，彼时学界有关“公共传播”议题的讨论，亦曾是我们饭桌上的一道“佐餐议题”。不久，我所在的单位迁往他处，与建华的聚谈便稀疏了。后来，看到他在几家顶流学刊上发表的有关公共传播的论文，方知他已将公共传播研究作为自己的一项学术志业。如今，他萃取多年的治学积淀，撰就这部公共传播理论的研究力作。当年午餐时间那些不经意的“学术寒暄”，现在回望，竟像是今日这部沉甸甸著作的种子。

　　这部《公共传播引论》（冯建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研讨的核心问题是：在技术赋权与异化并存、众声喧哗却共识难觅的当下，公共传播何为？这一叩问，又衍生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子问题：公共传播的意涵在历史长河与文化差异中经历了怎样的流变？数字媒介如何重塑了公共传播的形态、范式与伦理？网络空间的公共表达面临着哪些结构性挑战，其理想形态又当如何？公共传播系统在复杂的治理格局中应遵循何种价值追求？最终，中国传播研究如何跨越当前的“十字路口”，实现其时代使命？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域，书中援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求解释疑。从对中国公共传播学术三十年的细致梳理，到对公共传播意涵演变的历史脉动追踪，再到对交流形态从口语到数字的漫长演进的回顾，本书始终将概念与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使其论述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作者并未止步于对西方理论（如凯瑞、哈贝马斯、阿伦特、彼得斯、福柯等）的引介，而是始终保持批判性的审视。无论是辨析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限度，还是借韩炳哲揭示数字交流的“附魅”与“祛魅”，抑或是对技术决定论、功能主义传播观的扬弃，都体现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建构性姿态。

　　书中从政治学的视角剖析权力结构在公共传播中的运作，用伦理学的尺度丈量数字交往的责任边界，以哲思的深邃追问传播之于人的意义。这种交叉视野，使得本书对公共传播的考察不再是平面的现象描述，而是立体的、富含层次感的深度剖析。

　　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富有理论深度的见解，构成了其学术贡献的硬核。

　　其一，清晰勾勒了从“代表性公共性”（大众传播时代）到“参与性公共性”（数字时代）的范式转换，提出数字公共性的核心要素已从“对话性”偏转为“可见性”。这一判断指认出数字公共领域的关键特征，为理解当下舆论场的诸多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其二，将网络化公共传播细致区分为“形式网络化”“互动网络化”与“融合网络化”三重既相互依托又可相互转化的形态，并深刻指出其背后是公共传播从“二阶化”（公开即公共）向“三阶化”（公开—公共化—公共性）的演进。

　　其三，阐述了数字媒介如何制造了“另一种形式的‘对空言说’”，揭示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宰制所导致的“咫尺天涯”困境。与之呼应，书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从“媒介伦理”到“公共传播伦理”的范式转向，并设计了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基点、以“注意义务分级”为核心的可操作化伦理方案，展现了理论构建的实践关怀。

　　其四，将公共传播视为一个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深刻指出“媒体融合”是其扩容的内在动力与历史逻辑。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难题，提出的“体系化、均衡化、动态化”三原则，以及对“权责均衡”以防止“寒蝉效应”或“破窗效应”的强调，彰显了辩证施治的智慧与制度设计的精细。

　　其五，全书的理论探索最终升华至一个高扬的价值追求：公共传播是社会共同体、传播共同体乃至学术共同体的凝结剂。这一论断将传播学从技术、功能的层面，重新拉回到对人本身生存状态与社会联结的终极关怀之上，推升了学科的哲学品格和精神高度。

　　本书不仅学术价值突出，亦深具现实意义。它关于网络表达特质、交流悖论与伦理规范的剖析，为传播实践者提供了专业的镜鉴；它关于公共传播系统结构与治理原则的论述，为应对数字时代的舆论引导、平台治理、社会整合等现实挑战的政策制定与治理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参考。它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在数字喧嚣中守护理性、真诚的表达、交流和对话，如何在一个“后真相”氛围弥漫的时代，构建和维系基于公共理性的社会共同体。

　　通览本书，深感其字里行间对承载着公共利益同时也支撑着无数个体表达权利的公共传播的丰沛热忱，对富含公共精神的交流与对话的殷殷期待。在这个“数字喧嚣”的时代，像本书这样的研究尤具价值，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