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地球有其历史”
■苟庆
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邀请，美国堪萨斯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于2026年3月访问了南开大学，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三场“雷海宗讲座”。沃斯特教授是当代环境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及理论奠基人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其著作《尘暴》《帝国之河》《欲望行星》等被认为是环境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他以饱满的情绪，以三场讲座围绕“行星地球有其历史”这一核心命题层层推进，为环境史学科的前沿思考提供了一个大胆而系统的理论框架。
从“两个祖国”到“行星史”
沃斯特教授开宗明义，提出本次系列讲座的主要目的是倡导一种看待历史的新视角——“行星史”。这种“新史学”并非关注某一特定国家的历史，而是书写我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本身的历史。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序言曾言：“每个人都会拥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以及这颗星球。”然而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承认“一个祖国”，按照国别或文明划分研究领域，无形中割裂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地球的整体性关联。沃斯特教授由此提出，当今的历史学家不仅有“两个祖国”，更需要书写“两种历史”：一是本国的历史，二是行星地球的历史。
何为“行星史”？在沃斯特教授看来，它首先应当像传统史学一样史料扎实、论证严谨，但更重要的是，它应当超越单一民族和国家，去书写所有人类、所有物种的历史。他对以J.M.罗伯茨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罗伯茨在其经典著作《企鹅全球史》中将历史界定为“人类成就的记录”，字里行间暗含着唯有人类能够缔造文明并推动发展的观念。沃斯特教授认为，这种史观把人类置于自然之外，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体现。实质上，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演化的产物，与其他生物共享同样的生存法则。
为什么要聚焦地球，而不是整个宇宙？沃斯特教授给出了一个朴素而有力的答案：因为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我们所有人共享的演化和栖居之地。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其中绝大多数变化来自火山、海洋、气候变化等自然力量，直到生命出现，才为这颗星球注入了新的动力。随之而来的是繁殖，它给这颗星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深远的影响。
沃斯特教授从人口增长的视角切入，阐述了书写行星史的现实紧迫性。在他出生的1941年，全球人口约为20亿，如今已超过80亿，在其一生中，地球新增了约60亿人口。这60亿人口的增加对地球生态健康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粮食危机、城市化冲击，但历史学家是否真正关注过这些问题，是否认真审视过人口增长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与消退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基本力量，不应被忽视。
在历史动力的问题上，沃斯特教授摒弃了以往人们所推崇的文化、思想等因素，进一步强调人口与生育是驱动生命演化与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他援引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告子“食色，性也”的命题，指出对食物的需求与对繁衍的追求是所有生命最核心的自然本性，也是贯穿地球生命史的底层动力。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强调食物是生存与演化的核心要素，在《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中系统论证了性选择对物种演化的作用，均可为此提供印证。历史没有预设的进步方向，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本身也在不断演化——沃斯特教授指出，当下全球生育率的普遍下降正是人性正在改变的证据。
沃斯特教授以地质学中常见的“演化螺旋”示意图为例阐明他的方法论意图。这幅图从46亿年前地球形成开始，依次展示了地球宙、代、纪、世的历史，却在20至30万年前人类首次出现后戛然而止，可见科学家总体上对人类社会在其中的位置并不感兴趣。而传统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的时段起始于3500年前，不过是地球的一瞬。两者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沃斯特教授想要做的，正是把人类的演化与变迁嵌入到这一演化螺旋之中，倡导“万物皆有历史”，历史学家应当向自然科学学习，关注生命、欲望与人性的演化过程。而实现这一融合的途径，关键在于历史分期：未来我们需要新的历史分期，把人类历史嵌入地球的演化进程中。
人类的第一次转型：
从采集走向农业
在理论层面，沃斯特教授放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路径，转而使用了更能体现人类与环境互动、也更能容纳演化生物学“生态位”概念的“生活方式”（Ways of Life）框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采集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表述框架早在18世纪就已提出，只是后来被历史学家遗忘。从地质年代来看，采集时代主要存在于更新世，农业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则属于全新世。人类社会的两次重大转型，即从采集时代向农业时代的转变、从农业时代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均是循序渐进的变革过程，且二者的发生均由人口结构变化所驱动。
讲座的重点首先在于人类历史的第一次转型。沃斯特教授指出，采集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90%以上，几乎贯穿整个更新世即冰河时期。然而这段漫长的历史却几乎被传统史学完全忽略，被归入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史前史”，而非历史学的正题。这种割裂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切断了人类最持久、最具借鉴意义的生活经验。
尽管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采集者并不是“没有历史的人”。他们有迁徙、繁衍，有技术发明、社会组织，利用火、编织篮子、追踪动植物周期，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知识体系。采集时代存在着明确的性别分工，女性采集提供大部分食物来源，男性负责狩猎，社会内部既有合作，也有围绕食物与资源发生的暴力冲突。并且采集者并非自然的旁观者，他们同样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影响，比如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
更重要的是，采集时代的可持续性极为惊人，其存续时间远超任何后来的社会形态。为了适应环境承载力，采集社会的人们长期保持极低的出生率，全球人口最多在500万至1500万之间。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将采集社会称为“原初丰裕社会”，强调他们欲求有限、易于满足，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代表着另一种生活可能。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生存方式并非一直可持续。沃斯特教授强调，在不断变化的行星生态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实现绝对的可持续发展。
采集社会最终走向了衰落——早期人类的确欲求很少，但是他们并没有免于所有欲求，特别是对生育、繁衍的渴望。在20万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过度捕猎，食物越来越匮乏，人口却缓慢增长，到约一万年前达到顶峰，超出了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范围。于是，人类走向了农业。农业的定义是“驯化”，即人类接管了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通过人工选择驯化动植物、重塑地球生物群落。农业并非在单一地点单一时间出现，而是在全球五到七个地点独立产生，包括中东、中国、墨西哥、秘鲁等。这种多中心独立起源的现象，在沃斯特教授看来就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类走向驯化是必然的。
人类为什么要进行驯化？沃斯特教授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少数富有智慧的人引领大众走向农业；第二种则认为普通人类被迫改变，是其内在的生理需求——对食物和繁衍的渴望——迫使他们改变了原有的生存方式。沃斯特教授支持后者，并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蚂蚁和白蚁早在60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某种形式的“农业活动”，种植真菌、饲养蚜虫以喂养幼蚁，而那时人类远未出现。可见农业的诞生并非源于超凡的智慧，而是源于生存压力下的内在需求。他进而引用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马克·科恩的观点，科恩在《史前的食物危机》中指出，农业相较于采集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在单位面积土地和单位时间内产出更多的热量，从而养活更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的采用往往是人口压力迫使人类做出的选择。
沃斯特教授还阐述了农耕生活方式带来的深刻社会后果。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欲望——渴望在地上和天上拥有更多权力。人类创造了神和宗教，建立了父权制、奴隶制，出现了城市和国家。他用一幅中国水牛耕田的图片作为农业转型的例证：农民手持鞭子驱赶水牛，这绝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而是强迫。他提醒研究者不要把历史浪漫化，不要把农耕当成今天的替代品。中国大约在9000年前出现农业，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之一，农业支撑了中国几千年的城市与国家形态，农耕生活方式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人类的第二次转型：
走向工业资本主义
第三场讲座聚焦于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转型，即从农业时代向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讲座开篇，沃斯特教授回忆了自己十岁时在堪萨斯的一段经历：有一天，自家院中的树上掉下来一个不寻常的东西——深棕色、皱巴巴的，看起来像一只旧鞋子。那是一只蝙蝠，也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蝙蝠，这一与陌生生物相遇的经历因此进入了他的记忆。沃斯特教授以此说明，我们置身于一颗非凡的星球及其自然环境之中，而这一切都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应当是一种更为包容、更为整体的叙事。
第三个时期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大约始于公元1500年。沃斯特教授特别指出，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工业化”这一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而这种改变在全球各国均有体现。
人口数量的剧变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最显著的特征。1500年世界人口约5亿，而截至当下已经超过83亿。尤其是1950年之后全球人口进入“大加速”阶段，各大洲人口均呈持续上升趋势。沃斯特教授给出了各大洲1500年与今日的人口对比，其中亚洲从2.55亿增至46.4亿，非洲从6220万增至11.34亿，且短期内可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大陆。这些数字在他看来能够很好地解释工业资本主义为何必然出现，并由此推断，是人们选择了资本主义，并且至今为止仍然在坚持这种选择。全球范围内的民众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是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并改善生活质量，市场机制能够满足这些现实需求，这也是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纳的根本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元素，同样是基于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实选择。
沃斯特教授随后提到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他认为波兰尼书中描述的从农耕方式向市场方式的转变背后的驱动力是新观念，尤其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理念颇有价值。他认同波兰尼的“转型”说法，但不认可其将转型归因于思想理念的“观念决定论”解释逻辑，认为这本质上是教条化的唯心主义解读。他强调，现代社会的出现并非源于某种神秘力量或思想革命，而是与人口生育率的变化密切相关——地理大发现恰恰发生在人口增长、土地与资源限制使欧洲旧有生存方式不可持续之时。在地球的“演化螺旋”中，当旧的生存方式不可持续时就会发生转型，新的生存方式应运而生。不过，新的方式最终也会变得不可持续。
沃斯特教授以弗朗西斯·德雷克为例说明这个机制的运作形式。德雷克是第一个真正完成环球航行的人，1628年他经人代笔出版的著作中收录了一幅重要的世界地图——沃斯特教授将图上所呈现的那个此前不为人知的西半球称作“第二地球”。第二地球的发现意味着什么？当原本的第一地球（亚欧与非洲大陆）因人口压力逼近生态极限时，一个资源丰裕的新大陆为旧世界提供了喘息与扩张的空间。德雷克出身贫困、家中人口众多，因为农耕社会资源匮乏而放弃土地，投身海外贸易，通过贩卖奴隶、黄金、白银积累财富。正是对贫困的恐惧，导致了大量欧洲人向外移民，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由此克服了可持续性危机，进而开启了工业革命。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美洲的发现与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开辟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沃斯特教授认为这可以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结果，是地球生态变化与人类基因表达共同作用的产物。自然不是单一、僵化的力量，人性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生存环境变化改变了人类基因表达，激发了人类对资源与增长的内在欲望。
然而，第三种生活方式同样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资本主义无法支撑80亿人，更无法支撑150亿人。全球GDP自1500年以来剧烈增长，但如今增长正在放缓。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放慢速度，寻求新的稳定与可持续性？
在系列讲座的结尾部分，沃斯特教授就工业资本主义的前景提出了一些开放性的思考。他坦言自己并非预言家，但若要预判未来，他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生育率的变化。据他展示的数据，全球40%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所谓更替水平，指一对夫妇平均需要生育的子女数量，以确保子代人口能够完全替代亲代，从而维持人口的长期稳定。如今，许多国家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已不足两个。这一趋势同时发生在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与工业社会主义国家，且与宗教背景无关。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十分复杂。沃斯特教授认为，这一现象与普通人的欲望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生率都在下降，而种族、宗教、阶级、地理位置似乎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这并非任何人的有意设计，而是当代人的一种共同选择。新技术（如避孕药）的出现、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都可以为这一现象提供部分解释。他还引用了一位社会科学家的分析：过去，“女性有强烈的（避孕）动机，却缺乏拒绝性行为的权利与避孕的手段；男性有能力禁欲、体外射精或使用避孕套，却缺乏足够的动机始终如一地约束自己的性行为”。而今天的变化在于，女性已经获得了防止怀孕的动机与手段，家庭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也使男性的生育利益与配偶越来越一致。
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不禁让人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终结？毕竟，地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对平等与自由的诉求也在高涨。面对这些信号，沃斯特教授并不急于下结论——他承认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迹象，但并不会轻言资本主义即将走向终点。
那么，这一切对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据一位奥地利人口学家分析，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可能先达到100至120亿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甚至可能降至30亿、20亿乃至10亿——大致相当于1800年的全球人口水平。这一下降一旦发生，将带来一系列连锁后果：退休年龄延迟、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跨国移民也将变得更加频繁。沃斯特教授认为，无论各国当下是否愿意接受移民，未来都可能因劳动力需求而不得不改变态度。在他看来，人类必须像过去无数次所做的那样，不断适应、不断演化。
沃斯特教授没有对未来作出预言，而是提示了一种可能性：当代全球生育率的下降，或许正意味着新一轮生存方式转型的悄然酝酿。在讲座的最后，他展示了一幅地球夜景图——夜晚的地球灯火通明，与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历史学家需要把这一切放在一起来思考。
沃斯特教授的系列讲座提醒我们：历史的主体不仅是人类文明，更是整个行星地球。这颗45亿岁的星球经历过陨石撞击、冰川覆盖与物种兴衰，却从未停止演化的脚步。在人类世的背景下，理解过去的方式直接关乎未来的选择——我们既不必迷信进步，也无需过度担忧末日，而应在欲望与责任之间保持清醒，承认人类的有限，也相信演化的韧性。那只在他十岁时从树上掉落的蝙蝠，最终飞走了，却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就像我们每个人与这颗星球之间那些细小而深远的联结。历史学家需要做的，正是把行星的过去与我们物种的过去结合起来，把所有人类、所有物种都写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