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鞍玉勒盛唐风 ——唐代文物中的马

　　有唐一代，文治武功皆盛极一时。作为军事实力与对外交通的重要标识符号，马更深地融入唐朝社会生活，备受时人珍视与喜爱，并被赋予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唐人充分发掘马的精神意蕴与艺术价值，形成独具时代风貌的马题材艺术，广泛呈现于石刻、陶俑、金银器、纺织品、墓室壁画等诸多载体之中，成为盛唐文明的鲜明象征。

　　一、昭陵六骏

　　说到唐代的马，首先容易令人联想到的是昭陵六骏。所谓昭陵六骏，指陈设于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合葬陵墓——昭陵的六件青石骏马浮雕。石刻以唐初统一大业为背景，再现了唐太宗李世民开创帝业时亲乘的六匹战马，分别为什伐赤、青骓、特勒骠、白蹄乌（以上四骏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飒露紫、拳毛騧（以上二骏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据传由阎立本绘图、阎立德主持刻石，立于贞观十年。作品以高浮雕技法，生动传神地塑造出战马伫立、行进、驰骋之态，体态雄健、气势凛然。匠人着力刻画六骏英姿，既是对唐太宗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更以马喻人，颂扬其开疆拓土的赫赫功业，承载着初唐雄浑刚健的政治风貌与精神气象。

　　昭陵六骏所刻画的马种，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鲜活物证。葛承雍通过对初唐获取马匹的四大途径——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与隋宫厩马的考证，指出昭陵六骏均源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葛承雍：《试破唐“昭陵六骏”来源之谜》，《寻根》2000年第2期）。西域天马与北方草原突厥马的传入，是汉唐王朝军事实力得以强化的关键因素。这些异域良马通过朝贡、互市及民族交往等渠道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不仅改良了本土马种，更成为沟通中外文明的重要纽带。

　　昭陵六骏的命名也留存着文化交融的印记。“特勒骠”之“特勒”，本为突厥王室核心官号；“什伐赤”之“什伐”，则是突厥对别部将领“设发”的谐音转写，二者皆留存着西域民族文化的鲜明痕迹。此外，六骏的马具装饰细节与体态特征，亦高度契合西域战马的典型形制。昭陵六骏不仅是见证大唐基业奠定的功勋战马，更以具象化的艺术形态，印证了唐代丝绸之路万里畅通、各民族交融共生、中外文明交相辉映的盛世图景，彰显出大唐胸怀天下、兼容万邦的磅礴气度与文化自信。

　　二、舞马

　　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云：“圣王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蹈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首诗生动描绘了唐玄宗千秋节宴会上，西域舞马踏乐起舞、衔杯祝寿的盛大场景。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则以具象的文物形态印证了这一宫廷盛景，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见证。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形制精巧，工艺精湛。银壶通高18.5厘米，由壶盖帽、提梁、银链和壶身四部分构成，壶身主体以浮雕的方式刻画舞马纹样：口衔酒杯，鬃毛梳理齐整，身披华丽流苏，流苏随风飘扬，极具动态美感；马身微仰，前腿挺立，后腿屈膝蹲坐，马尾高扬舒展，流畅细致的肌肉线条将马匹的灵动姿态勾勒得淋漓尽致，仿佛正和着宫廷乐曲翩然起舞，灵动传神，宛若生姿。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其整体造型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壶，又融入马具、马镫等草原文化元素，别具一格。器物所运用的鎏金、锤揲、浮雕等工艺，既继承了中原传统金银器技艺，又吸纳粟特、波斯等域外工艺精髓。因此，这件银壶不只是唐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胡汉文化共生共荣的生动物证。

　　舞马文化随大唐国力鼎盛而风靡一时，亦随唐室衰微而逐渐式微。今日凝视银壶之上欲翩然起舞的骏马，仍可令人遥想万邦来朝、风华绝代的盛唐气象。

　　三、翼马

　　唐代马文化中还有一种想象的产物——翼马，即双肩生翅、可乘风翱翔的天马。翼马广泛出现在唐代皇家陵寝的石刻艺术中，如乾陵翼马、建陵翼马、泰陵翼马等。同时也频繁出现在唐代丝织品上，如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热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墓等处出土的对马织锦。以下主要介绍热水出土的织锦。该织锦整体为联珠纹团窠布局，团窠中央为两匹对称伫立的骏马，马身生有灵动卷曲的羽翼，马足下衬以莲瓣状纹样，颇显神圣。翼马外围环绕规整的联珠圈，由均匀的圆珠连续排列而成。联珠圈外四角布置放射状的翼状花卉纹，灵动飘逸，织锦整体饱满规整，彰显对称平衡之美。纹锦上的异兽纹样、对称图案、联珠纹等核心元素，均源自萨珊波斯经典艺术范式，是波斯装饰美学东传的直接体现，印证了唐代中外文化的深度交融。

　　关于翼马的来源，李光宗认为其传播途径是中古时期粟特人的“森莫夫”艺术形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李光宗：《唐代所见有翼马与东西方文明互动》，《唐史论丛》第25辑，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森莫夫”指中古时期粟特人在动物身后添加双翼的形象，寓亡灵升天之意，这在粟特人的丧葬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神异形象的象征含义和中国汉代以来的“升仙”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翼马形象。因此，翼马还寄托着唐人对灵魂安宁、羽化登仙的美好祈愿，成为唐代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精神相通的文化符号。

　　四、马球

　　章怀太子为唐高宗次子，天资聪颖，文采出众。其墓中出土众多壁画，历经千年依旧保存完好。壁画中频繁出现马的形象，尤以《打马球图》《狩猎出行图》最为经典，反映了唐人崇马、爱马的社会风气。

　　《打马球图》堪称唐代壁画中的艺术珍品，设色明艳典雅，线条遒劲流畅，勾勒细腻精准。画面中二十多名骑手身姿矫健，头戴幞巾，足蹬长靴，手持球杖，在场上策马驰骋，激烈争抢马球；胯下骏马体态丰腴俊美，马尾精心扎束，四蹄腾空飞扬，尽显奔腾跃动之姿，渲染出紧张激烈的气氛。《打马球图》生动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大场面与竞技风采。

　　马球这项风靡大唐的运动，是随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游牧民族常年与马为伴，骑术精湛，打马球便是他们放牧狩猎之余，强健体魄、锤炼骑术的传统竞技活动。这项兼具娱乐性与实用性的运动在传入大唐之后，很快赢得了唐朝皇室、贵族与军士的喜爱，成为上流社会热衷的时尚运动。马球运动对骑手的骑术、控球精准度、身体力量以及人马配合度要求极高，既能消遣娱乐，又能强化骑兵的作战能力，因此它也成为唐代军队训练的重要项目。

　　从草原游牧竞技到大唐全民风尚，马球运动在丝绸之路的滋养下融合发展，成为唐代社会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鲜明象征。它不仅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幅文明交融的画卷。纵使千年已过，马球已成往事，但当我们驻足于章怀太子墓中的壁画前，仿佛仍能听见那穿越时空的呐喊与嘶鸣。

　　五、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耀眼的“釉陶名片”。“三彩”有多彩之意，由于釉料包含铜、铁、钴、锰等多种矿物，因此釉色呈现出黄、绿、白、蓝、褐等多种颜色，具有独特质感。唐三彩既是贵族墓中陪葬的明器，也是风靡丝路的外销珍品。唐三彩马出土极多，件件都是唐代马文化的鲜活标本，三彩腾空骑马俑便是典型的例子。

　　三彩腾空骑马俑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制药厂唐墓，长52厘米，高38厘米，由骑手和飞奔的悍马两部分组成。骏马通体施黄褐釉，鬃毛整齐挺立，马尾束起，四蹄全张呈腾空飞奔之态。它前胸开阔，筋骨贲张，完美地捕捉了西域良马奔腾时的力量与灵动。马背上的胡人少年面庞丰腴，高鼻深目，头梳双髻，身着蓝釉圆领长袍，袖口微卷，露出结实的前臂，腰系革带，挂着小巧的行囊，脚蹬西域风格的尖头靴。少年双拳微握，做出控马的姿态，脚下无马镫却稳如泰山，神情从容自若，尽显骑术高超。这件孤品以腾空之姿定格，极具视觉张力。

　　唐三彩以匠心工艺成就盛唐釉陶传奇，而三彩马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西安博物院这件腾空骑马俑，以矫健的西域良驹之姿、从容的胡人骑手之态，将丝路交融的瞬间定格下来。唐三彩马不仅承载着唐代的尚马之风，还反映了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图景。千年流转，它们依然以昂扬之姿，彰显着开放包容的力量。

　　结语

　　唐代马文化内涵丰富、形态多样，是认识唐代文明的重要窗口。从昭陵六骏石刻中承载开疆拓土之志的西域良马，到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融合游牧文化与中原工艺的灵动舞马；从丝织品中兼具波斯风情与本土升仙寓意的翼马，到墓室壁画《打马球图》里彰显尚武精神与娱乐风尚的马球运动，再到以飞奔之姿定格胡汉共生丝路图景的三彩腾空骑马俑，马的形象贯穿于唐代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诸多维度，既凝结着唐人对马的喜爱与尊崇，更成为唐代文明兼收并蓄、繁荣昌盛的生动注脚。千百年后，这些以马为主题的文物，仍向我们展现着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交流大动脉的深远影响，也诉说着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