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儿”——翻译即游戏

　　郭宝昌先生在《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一书中说过：“只有一个人能够站在高的视角，俯瞰人生，他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真假、有无并不是那么绝对对立。因而，在艺术上，他超越真假，在人生观上，他看淡有无，确立了一种超越性视角。”京剧之所以“好玩儿”，正在于它以游戏精神消解现实藩篱，在唱念做打间重构时空秩序。这种“好玩儿”的本质，是借虚构之镜照见真实之境，在程式化表达中完成对生命复杂感悟的提纯与升华，它需要演员与观众一起来完成这个过程。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曹雪芹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原非虚语，而且读者隐约能听到《庄子》所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读者不要忘记了，曹公深爱的庄子，也是一位游戏大师。

　　有趣的是，霍克思的译文之所以能在众多英译文中脱颖而出，正因为他的“超越性视角”与曹雪芹不约而同。霍克思在翻译中融入了多种喜剧元素，这为敏锐的读者带来了愉悦。正如闵福德评价曹雪芹时所说：“他在整部小说中都在玩游戏。整部小说实际上就是一个游戏，他始终在劝诫读者不要太认真。”笔者认为，游戏、乐趣以及想象力是阅读与翻译《石头记》的关键要素。我将其称为“四方游戏”，即作者、译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游戏。我认为，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游戏，因其特有的趣味和想象力，正是体现翻译大师境界的标志。在语言转换的迷宫中，译者既是解谜者，亦是造境者；每个词都暗藏机关，每处停顿皆成关卡。恰如《周易·系辞》所言，“生生之谓易”，翻译之妙正在于在语言缝隙间催生新义，在看似失真处反得真趣。

　　霍氏早就跳出了学术研究的束缚——他在47岁的时候辞去了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职位，专心翻译《红楼梦》。这如果放在今天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大约要上热搜的。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首先一定不是为了稿费，因为第一卷译完时他收到企鹅出版社的稿费只有600镑（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八万四千），如果霍氏只靠稿费过活，那他全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风；第二也一定不是为了职称，因为他37岁就当上了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汉学教授，再也不需要继续评职称（除非牛津大学还有一级二级三级教授之分，而且必须逐级申报）；第三恐怕也不是为了出名，因为他辞职的时候能否把《红楼梦》全部翻译出来还是个未知数，谁也没有必胜的信心。霍氏当时辞职这个决定更像是豪赌一把。不过他这个决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对牛津大学的学术圈从来就没有太高的评价，“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既不为名，也不为利，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他自己说的，“好玩儿”。他早就超越了世俗的功利，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这种“好玩儿”的翻译观，就是拒绝将语言视为僵硬符号的机械置换，而视其为意义再创造的动态游戏。我认为这就是领悟霍克思译文的关键所在。

　　曹雪芹是极善于玩文字游戏的作家，霍克思深得其中三昧，而令人惊叹的是他在英译文里也成功地再现了类似的文字游戏，使得阅读他的英译文的过程成为一种乐趣与享受。霍克思的“好玩儿”，是饱读诗书的大学者胸中奔涌的赤子热忱，是穿越两百年时光与曹雪芹执手一笑的灵犀，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也许要在几百年以后，几万里以外，才有另一个人与此人隔着时间和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闵福德也说霍氏的英译文“是曹雪芹在说话，也是霍克思在说话。仿佛曹雪芹在威尔斯风雨中漫步归来，坐在牧羊人的小屋里轻啜一杯热腾腾的威士忌糖酒驱寒；又仿佛霍克思在北京西山边的茅草屋，与曹雪芹一夜饮酒联诗之后，食一碗白粥暖胃。两者皆是，两者皆不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好玩儿”，早已超越翻译本身，成为一场灵魂共振的雅集。对读曹公原文与霍氏译文，读者的感受恰如郭宝昌所说：“这些大师们可以在这么严肃的、令人敬畏的舞台上，如此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游荡、徜徉，他们在玩儿艺术，充满了游戏心态，他们的艺术功力，深深浸在他们的骨子里，驾轻就熟，无须矫揉造作。”霍克思的翻译，让笔者觉得他真是彻悟精微，“真大力也，真大慧也，真大游戏也，真大学问也”。他早已脱离了文从字顺的翻译枷锁，也并非戴着脚镣跳舞，跳舞的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脚镣的存在，也毫不在意读者对他的评价。我以为只有这样的翻译，才最接近曹雪芹原文的游戏精髓，最自在，也因而最出色。

　　在《红楼梦》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石头记》正如在沉睡中的石头，霍克思无疑是善于发现美的人，也有能力在英文世界里重现它的美，因此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霍克思扩展了《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里的维度，使其不再是一扇窄小的东方窗口，而是一座恢宏的文学殿堂。他成功地让宝玉的痴、黛玉的泪、宝钗的圆、熙凤的辣、刘姥姥的俗、大观园的盛衰，在英语语境中自然呼吸、真实颤动。霍克思的译本早已超越工具性存在，成为跨文明对话的活态样本——石头醒来，不仅开口说话，更在异域土壤里开出了自己的花。这甚至可以说是另一个空间与文化维度里的“木石前盟”。

　　霍克思与曹雪芹有许多共同之处，尤其重要的是这一点：尽管生活拮据，仍要坚持写作。如果霍克思没有从翻译《红楼梦》中获得巨大的喜悦和乐趣，他一定很难坚持下去。对他而言，借用《一千零一夜》的英译者理查德·伯顿的话，翻译是“慰藉与满足的不竭之源……是抵御厌倦与沮丧的护身符、法宝”。在与企鹅出版社签约后，霍克思从牛津辞职而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对他与家人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霍克思曾用司马迁描述屈原的话来映照自己的境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汉学家李克曼也说过：“好的翻译既是爱的奉献，也是奢侈品。翻译是追求激情（有时代价高昂！）；它很少能有利可图。” 直到几年后，霍克思获得了万灵学院的奖学金，才得以维持生计。

　　霍克思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英译文的前三卷，其翻译所耗时间与曹雪芹创作前八十回的时间相当。曹公创作《红楼梦》时，“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也曾极度贫困。正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所言：“因此，无论作家多么投入地创作小说，其努力都应被一种以这种方式度过时光的愉悦感所照亮。”正是这种愉悦感支撑着曹雪芹和霍克思。曹雪芹写作是为了追忆似水年华，而霍克思翻译或者说重写这部小说，则是为了在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重现那份同样怅惘的记忆。读者也应以同样的心境阅读这两部作品，去欣赏、去寻求乐趣。“作者和读者都无需为他们的共同目的是享受几小时的欢愉而感到丝毫歉意。即使是最严肃题材的小说，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吸引和取悦读者。”霍克思投身于此，是出于乐趣，而这种乐趣也清晰地反映在他的译作中。2002年，在他完成翻译二十多年后，他写信给正在组织中国首届《红楼梦》翻译研讨会的刘士聪教授，仍然对这项工作怀有美好的回忆：“距离我完成《红楼梦》的翻译已经过去太久了，恐怕无法就翻译经验提供任何有用的见解——只能说，我记忆里从事翻译的那些年，是我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

　　所有作家都希望读者能参与到阅读的游戏中来，并从中获得鲜活的乐趣。沃尔夫冈·伊瑟尔将阅读过程描述为一种转化，它“通过接受者对文本所玩游戏充满想象力的参与而得以充分实现，因为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读者越是投入文本的游戏，就越是被文本所牵引……读者因而陷入一种不可避免的双重性：既沉浸于幻觉之中，又意识到那只是幻觉”。秉持同样精神的英国文学学者约翰·萨瑟兰也写道：“在像《小杜丽》（1855—57）这样的晚期小说中，狄更斯娴熟地‘玩弄’着读者，而我们也很享受这种被玩弄的感觉。”作为这个游戏的主动参与者，我们这些霍译《石头记》的读者，不仅在和他的文本玩耍，同时也被他的文本所牵引、所“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仿佛能听见霍克思在字里行间轻笑，那笑声穿越英伦的薄雾与北京的槐影，在纸页翻动间悄然回响。这笑声不是轻浮的嬉戏，而是理智与情感交织的共鸣——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翻译从来不是刻板的语码转换，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谋：曹雪芹在悼红轩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霍克思在牛津窗下逐字推敲、反复吟哦，二者皆以生命为墨，在虚实相生的文本迷宫中，为后世读者预留一道幽微却恒久的光隙。

　　霍克思堪称曹雪芹的理想读者。当被问到“译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否算是合著者”时，墨西哥裔美国评论家、翻译家伊兰·斯塔文斯答道：“即便不是合著者，至少也是最接近完美读者的人。毕竟，译者与原文的接触如此深入，以至于最终了解到的技巧和隐秘手法，甚至连作者本人可能都未曾意识到。”霍克思的游戏精神和语言技巧表明，他是曹雪芹在英语世界里所能期望的完美读者，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知音。知音之契，不在字句的亦步亦趋，而在精神的遥相呼应。

　　更有意思的是，霍克思不希望他的译文过于直白。他期望读者自己去发现、去创造，通过加入这场对这部杰作的解读游戏——一场已持续两百多年的游戏——来亲自建构意义。毕竟，原著及其翻译的“秘密信息”唯有积极参与的读者才能领悟。安伯托·艾柯谈及他的小说《玫瑰之名》时曾说：“我在写作时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模范读者？当然是一个同谋者，一个愿意玩我的游戏的人。”显然，艾柯也将自己的小说视为一场游戏，并邀请读者参与其中。“我想要创造一种读者，一旦度过入门阶段，就会成为我的猎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文本的猎物——并且会以为他所求的无非是文本所给予他的。文本的意义在于为读者提供一种转化的体验。” 一部译作，连同它所能提供的一切，同样旨在为读者提供一种转化的体验。正如史蒂文森所说：“积极主动的读者，既能运用判断力，又能与作者相遇于中途，才是最好的读者——而每个作者都希望并祈求拥有这样的读者。因为这样的读者是书的共同阐释者和共同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克思是将《红楼梦》转化为《石头记》的共同阐释者和共同创造者。霍氏已经把曹公开始的游戏延续到了英语世界，剩下的就应该交由全球读者接棒——他们翻动书页的每一次停顿、会心一笑或掩卷沉思，都是对这场跨世纪对话的真诚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