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吗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是古已有之，还是惟有到了“五四”时期的现代才可能真正出现？学界对此向来有争议。乔世华教授应该是“古已有之”的拥趸者，他近些年沉潜于对清末以来出版发行的报刊和书籍中儿童文学事实的追踪研究，于是就有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即四十余万字的著作《晚清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长期以来，想当然地认为近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是不足观的“小儿科”者大有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内在的独立理论体系有意无意地遭到遮蔽与忽视。这部著作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系统打捞并梳理了散见于旧报刊、稀见出版物和档案文献中的理论话语，确证了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实为一座“富矿”，前人关于童话本质和功用、儿童电影、儿童戏剧、连环图画、儿童图书馆等问题的探讨论著，是建构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学术话语的宝贵财富，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该书相继从儿童观、“鸟言兽语”之争、公教儿童文学、儿童戏剧、儿童电影、连环图画、儿童图书馆、分级阅读等多方面入手来对晚清以降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资料进行细致整理与研究，这种结构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宣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建设，肯定不是单纯的文学内部事件，而一定是与儿童认知、学校教育、文化传播、新型艺术形式崛起（儿童戏剧、儿童电影、连环图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儿童图书馆）以及儿童阅读探索（分级阅读）等紧密交织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

　　该书致力于返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考辨，从而正本清源，纠正了前人在研究儿童文学时所出现的一些疏漏、史实舛误和认知错误。譬如在对儿童观的考察上，该书对1903年在《大公报》《江苏》《济南汇报》等多家报刊上发表的四千余字的杨模《小儿性质述》的钩沉就很有价值，注意到杨模此文有关儿童身体、心理以及儿童教育和文艺接受等的阐述，实则集中反映出其时中国人已然现代化的儿童观，从而将现代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萌芽追溯至更早的晚清语境。一般学界认为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孔德学校所作演讲《儿童的文学》是中国首次出现“儿童文学”这一词语表述的文献，而该书让我们看到周作人佚文——发表在1920年9月13日《民国日报》上的《“童话”的商榷》，是目前所见最早正式提出并提倡“儿童文学”的，从而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时间又向前推了一个半月时间。再如，该书以专章梳理20世纪以来出现的“鸟言兽语”之争，还指出国外知识界同期所出现的质疑童话的声浪，打破了以往将“鸟言兽语”之争仅仅局限于1930年代“尚吴之争”的认知框架，揭示了关涉童话合法性的这一核心论题所具有的长期性与世界性；再者，当湖南军阀何键亟亟于禁绝扼杀童话之时，在鲁迅之前即已有人拍案而起予以反击了。有学者误认为分级阅读是新世纪以后才在中国出现的舶来品，而该书以大量确凿史实证明了分级阅读的意识和事实，在“儿童文学”这一概念被提出并深入人心之时就已经出现了，此后分级阅读在现代儿童报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和研讨中就一直得到有意识有力度的践行，从而赋予分级阅读以深厚的本土实践传统。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公教儿童文学”理论倡导的发掘与爬梳，让一段被主流文学史叙述所湮没的“异彩”浮出水面，展示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建设道路上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面貌，极大地拓展了理论史的边界。简言之，该书在细致的探本溯源中厘清很多事实并澄清了真相，为全面准确书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等提供了更为扎实和准确的文本支撑。

　　该书对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孙犁、陈伯吹等重要儿童文学理论家的有关理论论述进行校勘，发现“手民之误”，同时通过不同时期文字版本的校读，窥探上述理论家修改文章时的动因和复杂心曲，动态揭示了理论话语在近代、现代与当代的代际转换中，因应社会思潮、政治环境与个人境遇和思想的悄然变化，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微观而有力的实证路径。比如，当郭沫若在日本写作《儿童文学之管见》时，是受到了周作人《儿童的文学》一文的启发的，有人据此认为郭沫若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的《儿童的文学》，该书通过对《儿童的文学》以及《儿童文学之管见》的多个发表版本的比较，并结合郭沫若当时的报刊阅读倾向、投稿偏好等，令人信服地推论出郭沫若是在《时事新报·学灯》上读到的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在对尚仲衣1931年发表的《为儿童选择读物》一文，及其在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进行比照阅读之后，该书指出如下事实：引发“尚吴之争”的《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实则被上海各报纸断章取义了。正是基于对近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认真考察，乔世华在书中呼吁建设儿童文学文献学和儿童文学版本学，把史料整理与文本研究提升到科学规范的高度，以此推动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与进步。此言凿凿，是基于全书实践所提出的学科建制化主张，值得我们的重视。

　　总而言之，该著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与理论参照，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