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扁桃、苦杏仁和苦巴旦杏

　　扁桃，又名巴旦杏，蔷薇科桃属乔木或灌木，其果实扁而平，似桃非桃，似杏非杏，故名扁桃，果仁即我们常见的食用坚果。

　　而我们要谈的苦扁桃，则是扁桃的一个变种，它的果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苦杏仁，有毒，不能食用，可入药。根据拉丁学名Amygdalus communis amara，它也被称为苦巴旦杏。也就是说，苦扁桃、苦杏仁和苦巴旦杏其实指的是同一种植物。

　　如果这种植物出现在一部拉丁美洲的小说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翻译它呢？

　　在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开头第一句话里，就写到了这种植物。我查阅了其中的三种译文分别如下：

　　1987年纪明荟译本：“这是确定无疑的：苦扁桃的气息总勾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

　　2012年杨玲译本：“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

　　1987年徐鹤林译本：“无法回避，苦巴旦杏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爱情受挫的命运。”

　　纪明荟译成“苦扁桃”，这个译名有一种莫名的本土化色彩，散发着乡村气息，如果出现在一部中国乡土文学作品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与马尔克斯的小说实在不搭；杨玲译成了“苦杏仁”，特别容易让人想到果仁而非植物，也许更适合出现在中医药方里而不是外国小说里；相比之下，徐鹤林译的“苦巴旦杏”，首先给人一种陌生化效果，而且这三个字似乎洋溢着一股子异国的热带的气息与感觉，无疑最适合这部拉美的伟大的爱情小说！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文学翻译中，专业名词的选择与转译也绝非易事，需要别样的文学嗅觉与艺术敏感度，需要花费心血反复掂量，绝不是翻翻字典就可以轻松搞定。

　　就像俗话所说的，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一种简单的植物的翻译与处理，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专业名词的汉译，我们其实不难看出三位译者在翻译经验与文学功力上的一些差距。我们不妨进一步从语言语感和表达效果的角度比较一下这三句译文。

　　纪明荟的译文，差不多把伟大的马尔克斯译成了一个艳情小说家。“勾”这个字用得有些伧俗，甚至有些粗鄙化，而一场震撼的旷世之恋则被译成了不痛不痒的“情场失意”，另外，我们知道，主人公回忆的其实也并非“结局”，而是整个人生以及爱情与命运。

　　杨玲的译文是后出的，有之前的译本做参考，她使用了和徐鹤林相同的两个词“想起”和“命运”，其他句子成分虽然寻求变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爱情受阻”无论读音还是词义都显得缺乏力度，远没有徐鹤林译的“爱情受挫”那样力道十足音韵铿锵，虽一字之差，效果天上地下。句首“不可避免”四个字带给人的是一种无奈感与被动感，语言效果相对平常低缓，不如徐鹤林的“无法回避”那样斩钉截铁，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命运顿挫之感……

　　在迷恋文学的漫长岁月里，我们阅读了无数的外国文学作品。我们既有幸遇到一些精湛的译作，通过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语言韵味和艺术魅力，我们可以想象那位翻译家对于文学的虔敬与精进态度，并不由觉得，只有把文学翻译当成自己的人生志业、并拥有足够的翻译经验与写作能力的人，才能为读者贡献这样精准妥帖的译文；当然，我们也读到过不少让人遗憾的粗疏的译作，读了几页，就再读不下去，丢开书本的同时，一心盼望有更好的译本，或者恨不得直接去啃原文。

　　正因为如此，我常常会像上述例子那样把同一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一些经典作品）的不同译本找来，进行对读，并仔细甄别反复推敲不同译文的语言品质与艺术成色，以便做出公允确凿的文学性判断。我想，只要我们对事不对人，只要我们出于艺术的良知与文学的本心，那么，做这样的比较就肯定有其意义，无论对译者，还是对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