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治学的灵性思维特色及成就

　　学术创新是一种高级的心智活动，但在实践中可以侧重于灵性的或理性的，风格有异，路径不同。杨义先生，属于前者。

　　杨义的勤奋是出名的。他不断探索、创新，超越自我，成果卓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今天我想谈的，则是他治学的灵性思维的问题。

　　《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人多称道其宏伟，竟以一人之力，涉及了那么多的作家作品，有的还是他特别发掘的。考察的作家、作品多，可以通过团队的分工合作来完成，而真正困难的是贯穿小说史整体的个人风格。独特的感悟与认知方式，是极为个性化的，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风格化的关键所在。

　　杨义对许多小说的解读，凭借的是理性与灵性统一的出色能力。理性制约着探索的方向，灵性渗透在整个探索的过程，弥漫在对作品的具体理解中，造成他对作家的判断和作品解读方面的极为个性化的特色，十分精彩，堪称研究者专注观照时的诗性发挥。

　　杨义对小说艺术世界的想象和理解，是在灵动的心理状态中让作品的各种要素在想象中活跃起来，自由地组合，研究创作主体把握奇妙组合过程中的合乎其心意的那个刹那，定格下来，从而创造了意义。结果就是不像一些理性倾向强大的学者那样，形成被后来的阅读者强化了的关于作品的明确结论，从而成为一种知识、一种学问，而在杨义的小说史著作中，他给读者的则更多地是一种灵动的启示，一种可以对作品进行再解释方向上的动力。

　　杨义后来把学术兴趣转向更宽阔的领域，比如图像与文学、古典叙事学、诸子重构，仍然是借着灵性思维的动能所做的开拓。建立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来进行学术探索，他可算是首创之一，作为一种方法论，推动了文学图像学研究的深化。今天回头看，图像之所以引起他的兴趣，并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图像的直观性，以及从它的直观性中所能获得的信息不是以逻辑为基础，而是心灵自由状态中一种随意性想象，从极为自然的想象中可以发现个性化的新东西。这样的治学方法，取得的成果充分体现了灵性的特点，非常个性化，不易复制。

　　杨义跨学科的学术成果，有些结论未必会被不同领域的专家完全认同。问题在于，一些专家的专门知识建立在学科专门的逻辑基础上，而杨义的灵性思维所提供的东西，有时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它对于专门家的结论，是一种挑战与重构。

　　学术探索的目的，本是对既有认知图式和结论的突破。世界无限复杂，但我们容易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误解，以为世界完全可以准确把握，而我就代表了这一正确性。

　　我在研究《原野》时发现，一些著名学者对曹禺和《原野》的理解，犯了明显的错误。像杨晦先生等批评《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说它不真实，只是曹禺本人观念的表达。其实，《原野》里的人与事写得非常真实，是这些批评家因个人的生活局限而不了解曹禺，没读懂《原野》。仇虎本来就不是农民，而是地主。一些批评家把农民的阶级属性强加给仇虎，又回过头来说仇虎不像个农民。这当然不是批评家水平低下，而是他们认知的片面性、教条化，导致其无力直面人生的真实，去发现生命的真相，而只能以自己的偏颇的观念切割作品，对《原野》做出完全错误的理解。

　　世界无限，任何个人在其有限的人生经验中难以完全掌握。把世界的意义束缚在理性所限定的某种关系上，会伤害世界的丰富性。灵性思维，则提供了一种打破世界和生命的固定形式、发现新的可能性的机遇，从而去发现世界和人的更为丰富的意义。

　　承认世界的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践中要设置认知所可能达到的边界，从而把可以认知世界的信念建立在向未来敞开的无限性上。如果说理性思维主要是鉴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世界可以认识的观点，把从认知活动中获取的经验信息加以逻辑化，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那末灵性思维则要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侧重于对认识实践中的不确定性的重视，用诗性的、直观的方式建构起关于世界的图景，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它与理性所依仗的以三段论为基础的逻辑性把握的差异，不在于它排除了逻辑，而是在直观的诗性的把握基础上追求对世界的合乎逻辑性的意义呈现。

　　我以为杨义先生的治学成果除了展示了他的扎实学问，非常重要的是蕴藏在他的学问里的灵性思维的能力与经验，他借此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而又在既有格局中打破确定性的边界来探索新的可能性的那种精神。这种充满激情的感性灵动的思维方式，拓展了认知的边界，丰富了世界的意义。

　　灵性思维重视不确定性、多样的可能性，追求表达的诗性美。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杨义先生的研究在突破了文学的边界、拓展到别的领域时，一些成果引起了争议，或者不被一些专门家所接受。但这些成果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灵动的气象，让人感觉到充沛的浩气，使读者在惊喜中奋发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