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这本书能成为疾病阴影下的一束手电光”

　　■本报记者 丁杨

　　经过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五年的学习，姜涛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那是1993年，中国社会的一般观念与人们的主流认知还停留在对精神疾病谈之色变、敬而远之的阶段，作为精神专科医疗机构的安定医院也往往被视为“疯人院”，甚至当时很多其他医学领域的同行对此亦持有一定的偏见。如此背景下，姜涛的从医之路显然开始得没那么情愿，“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这是他在新作《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月）第一章写下的第一句话，反映了他那时的心情。

　　三十多年后，姜涛已是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是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和深厚理论积淀的国内知名精神病学专家。他的职业履迹历经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匮乏到走向开放、科学，由于长期从事一线精神科临床工作接触了大量病例，他在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酒药物成瘾等精神科常见疾病的诊疗方面颇有心得，于是他将这些病例与思考的积累诉诸文字。《安定此心》中记录了大量真实病例的表现与诊疗过程，从专业视角分析了这些较为典型的精神疾病的病因，还在每一章节结尾对相关病例所属的具体精神疾病种类进行归纳、定义，凸显一部面向公众、讲述医生与观者关系的精神疾病科普读物兼顾可读性与专业性的特质。

　　2026年3月，姜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一打开话匣子，他的状态松弛下来，也许这段受访时光于他而言算是快节奏紧张工作中的“小憩”。

　　被病人“拯救”的职业生涯

　　姜涛坦言，学医不是他从小就有的志向。学生时代的他是位文学爱好者，自己也写东西。“那时高考前填报志愿很被动，报上什么算什么”，社会上兴起学医热，偏爱文科的他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稀里糊涂就报了医科”。考上医科大学之后，他发现医学并非纯粹的理科，反倒有些方面类似文科，“当时感觉学医还是比较适合我的，毕竟医生要跟病人打交道，需要一些感性和共情”。在大学里他读书、写作，还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这样对文学的热爱从他工作以后就很难继续了，“医生这个职业很辛苦，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除了临床诊疗，还要面对很多考试”。

　　是什么契机让当年的姜涛摆脱“逃离”的念头，在安定医院，面对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年龄和性别、病征表现各异的精神疾病患者，从沮丧、犹豫到释然、从容，进而充分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转变始自他对一位女性病人的诊疗经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这位病人出现了幻听、被害妄想的症状，休学前来就诊。作为同龄人的姜涛在常规诊疗之外与这位病人聊天，询问她的病况，以及病人的家庭环境与成长境遇，随着了解的深入，动态调整用药方案，期间与病人父母的沟通也耗费了姜涛不少精力。接下来，结合病人的临床表现与治疗进展，他对病人被其他医疗机构确诊的精神分裂症提出基于专业的猜想，继续调整诊疗手段和用药方案，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病人症状缓解、减轻、趋于稳定，回到学校。

　　此后来自她母亲的后续消息“拿了系里一等奖学金”“大学毕业进了研究所”“要结婚了”……令姜涛倍感欣慰，“经过我的救治，她之后恢复得很好，学业、工作都顺利，人生也可以走下去了。我挽救了她，同时也挽救了她的家庭。这个病例让我意识到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时隔多年，面对记者忆及这个病例，姜涛依然颇有感慨。在新书中，他以此病例为素材专门写了一章，认为他救治病人的同时，这位病人也拯救了他的职业生涯，“进安定医院1000多天后，我再也没想过离开，并且一直干到现在”。他确实再未萌生退意，“后来越战越勇，哈哈。特别是，这几年无论社会环境还是人们的观念都有所转变，加上媒体对精神疾病报道和普及的力度也加大，促进了这个医学领域的发展，全社会在精神疾病诊疗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变化对我们这些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是莫大的鼓舞，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社会地位乃至具体的待遇上，都有很大改善”。

　　12000天的素材积累

　　无论是12000天还是三十多年，这些数字都从时间跨度上量化着姜涛的临床诊疗经验，他是医生，每天面对患者，同时他也有向公众普及精神医学知识的责任感与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见闻与感悟写下来，以文字形式传播给更为广泛的读者，这是十多年前就有的想法，但对于一位身处临床一线、长期处于高压力高强度忙碌工作中的主任医师而言，安心写作谈何容易。他告诉本报记者，新冠疫情之前那几年，中国经济处于上行期，但有精神疾病的病人也很多，他一边工作一边积累病例，却苦于无暇落笔。“这本书的素材是积攒了不少日子了，早就想写这么一本书，但一直没时间”，反而是2020年到2022年，因为新冠疫情，他有了几个月的时间宽裕，于是着手整理、取舍这些年来的众多病例，完成书稿写作。

　　以姜涛这些年亲历的病例而言，无论类型还是规模都远非一本书所能承载。“病人的类型很多，病情也是稀奇古怪，很多病例连教科书上都没有”，什么样的病例适合放在书中，又有哪些病例不宜展示给公众？他有自己的原则，“像《饥饿游戏》那一章的母女，女儿是厌食症，母亲是躁狂地暴食，这个病例是我第一个想要写在书里的，因为太典型了，很多医生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这样的病例。还有这一章写到的那位因双相情感障碍住了四十多次院的张阿姨，是我初到安定医院那段时期接触到的病人，也是非常典型的病例。”但也有一些病例，患者的表现“太惊悚”，他选择不在书中写及，“要考虑到一般读者的接受度”。基本上，这本书是按照讲述病例的表现、诊疗过程、病例分析以及具体精神疾病类别阐述这个脉络来一章一章进行的，所以，收入书中的有些病例还承载着阐述不同精神疾病病种的任务。“这样一来，那些年轻医生、进修医生、偏远地区较少机会接受专业指导的医生，就能从这些病例中受教，不然的话，很多知识只看书是看不会的”。

　　姜涛在精神疾病研究、诊疗领域的专业度毋庸置疑，但以可读性强且严谨准确的方式把精神疾病的病例娓娓道来，以相对通俗易懂的笔触将精神疾病的种类、病理等掰开揉碎地以文字呈现给大众，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动笔之初就想写得通俗一些，毕竟是面向公众进行医学知识的普及。写起来就没那么容易，还是会有一些专业的内容写出来不那么好懂，这就需要跟编辑交流，再调整修饰，就这样，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年”。

　　“跳进跳出”：既要和患者

　　共情，又要随时抽离

　　采访过程中，姜涛的表达很生动，非常口语化，较少涉及医学专业术语或措辞，当他谈及具体病例，说到病人的遭遇，常有悲悯情绪流露。这种感性成分在强调理性、科学的医学诊疗具体工作中占有怎样的位置，面对患者，又该如何在理性与感性中寻求某种平衡？他说，“作为精神科医生，我要随时和患者共情，又要随时抽离，我们管这叫‘跳进跳出’。患者遇到困难，悲伤难过，我要替他着想，‘跳进’患者的处境，那时就不只是医生，还是一位家长、朋友或者同学、心理治疗师，当然了，‘跳出’也很重要，不然就麻烦了，这种情况在有些医生中偶尔会发生。一旦患者把你当成他的亲友的替代品，你就一定要及时抽离，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换其他医生”。

　　在书中，在采访中，姜涛不止一次地表示，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生的诊疗水平是有局限的，“精神科没有魔法杖，医生不是超级英雄，治疗更像是在迷雾中摸索着修一座桥——桥这头是科学的有限性，桥那头是人性的无限复杂”。一边是这种无力感，一边是作为医生的职业责任感，谈到这些，他就会想起接触过的众多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和他们的家长，“这种感觉挺折磨人的。有时看着那些带孩子来就诊的家长，文明、老实、善良，却被孩子给折腾得不行。有的父亲，被孩子打得乌眼青就来了，我一看，那个狂躁暴怒的孩子都快一米九了。有的孩子别看才十四五岁，但劲儿倍儿大，不上学，在家什么也不干，也不出门，晚上不睡白天睡，还要父母陪着，父母困得受不了，打个盹，这孩子一拳就过去了。唉，这样出现精神问题的孩子如果任其发展，长大了就会危害社会，严重了就是反社会人格。他们应该通过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正手段，不至于继续发展”。

　　姜涛通过临床诊疗观察，发现近年来青少年精神疾病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是井喷式的。我是从2014、2015年左右开始接触这类有厌学症或者叫学校恐惧症的青少年患者”，他对自己与这些青少年患者的沟通方式有所反思：“那时候我面对他们说话也挺不客气的，一开口就说，你这就是作啊。有些孩子当时就窜起来对着我大喊大叫或者要过来撕扯我，易怒，攻击性很强。后来我意识到，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说话，这些孩子很敏感，和他们说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言辞、表情、动作。我就说，你要暂时不想学习也没关系，你不愿意去上学就先不去，只要身体健康就行，作息规律一点，先身体养好，将来干什么都行。我只能这么说，这样他们才接受。”究其原因，还是得从家长、社会去找，“很多孩子在家里物质条件很好，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无限满足，同时来自社会、父母等方面学业上的压力又很大，学习成绩的要求无限高，这本身就有些矛盾，这样的孩子一旦进入社会，面对更真实的世界，就很难适应。”不过，情况也在慢慢改变，“曾经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是那种急功近利式的态度，不过现在的一些家长不那样了，就是希望孩子能身心健康，能顺利完成学业就行，进而降低了对孩子学业的高要求”。

　　在他眼中，现在的很多孩子缺乏自我评估能力，不太善于社交，甚至社恐，“我特别希望社牛的孩子多一些”。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话题——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特别是手机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勃兴，沉迷手机上网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手机几乎成了很多孩子的另一个器官，“我接触过很多有精神问题的网瘾少年，手机不离手。哪怕住院了以后，如果没收他的手机，马上就急，恨不得躺地上打滚。目前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我有时候面对这些孩子会感觉很无力，他们当中的有些孩子通过心理治疗会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也有一些，人生的赛道恐怕就此改变了”。

　　与其他医学领域的医生相比，在高强度的工作与对抗病症的压力下，像姜涛这样的精神科医生还要面对患者的情绪、行为上的不确定，毕竟很多精神疾病患者的思维、行动是失控甚至极端的，“我的电脑被患者砸坏的事时有发生，有时候一位看上去年轻、文静的女患者会突然从包里抽出一把刀，瞬间变成古惑仔的身份，哪怕她只是身份识别障碍、自我意识障碍，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多威风，对我们这些医疗工作者来说也是有风险的。”言者云淡风轻，听者却惊心动魄，“不过，这么多年干下来，也有经验了，通过前来就诊者的眼神、言语、肢体语言等等就有预判，遇到危险可以及时避免”。

　　“如果再写，会纳入更多的病例”

　　身在中国最顶尖的精神医学研究、诊疗机构，姜涛能清晰感知到中国精神疾病在筛查、诊疗手段上已基本实现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新药上市会滞后一两个月”，“社会环境、人的观念等非技术因素对精神医学发展的制约有赖于方方面面的进步和支持，也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至于这两年的世界级热门话题——AI技术，自然也会蔓延到科研和临床诊疗中。“好多人出现精神、心理问题之后，因为嫌心理咨询费贵，或者去医院精神科挂号困难，就转而求助DeepSeek等人工智能，与AI对话，寻求帮助。虽然AI算法会根据提问给出答复，也不失为一种交流，但这种交流缺乏真正的情感，答复也是官方的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和逻辑，无法真正共情人的困惑。有的人比较理性，只是用这种方式疏解情绪，但有的人会深陷其中，越琢磨越不对，那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

　　“我们既是神经递质（神经系统中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的调校师，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译者，把生化指标翻译成人话，把患者的呻吟转译成医学编码。”关于精神科医生存在的意义，姜涛有这样的文字表达：沟通，传播，普及，拂去患者和家属对病情的焦虑，让公众对精神疾病多一些了解，少一些畏惧。“在疾病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光。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束手电光”，这也是他写作此书的初衷。

　　《安定此心》问世后，读者的正面反馈颇多，市场反响也不错，但姜涛想要以文字记录和传递的，一本书显然意犹未尽，这样的写作还有后续吗？“有继续写下去的想法，如果再写，就要纳入更多的病例，比如儿科的很多病例，孤独症啊多动症啊，还有青少年病例。现在这本书的视角是对精神疾病的总括式的，再写，也许就要把精神疾病的不同种类展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