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诗：科幻小说必须要以科学为基础

　　主持：宋庄

　　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刘兴诗：我没有枕边书，没有床上看书的习惯。如果我有的话，应该是《唐诗三百首》《宋词选》《人间词话》《第四纪地质学报》。第四纪是两三百万年前的最新地质时期，即人类出现的阶段。这是我的专业。这个学科的学报，发表相关的最新论文，最新的研究信息。

　　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地理的？

　　刘兴诗：1944年，我进入了重庆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就战胜许多高年级的学生，获得了地理填图比赛第一名以及全校最高奖励级别的“公能奖章”，这对我喜爱地球科学，从事地质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对地理知识真的太熟悉了，这和时时刻刻关心我们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分不开。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在墙上挂了一张特大的地图，用一个个带旗子的大头针表示我军和敌军，每天看敌我双方的进进退退，仔细分析战局形势和前方后方环境，不知不觉地理知识就烂熟于心。坚持关心时事，天天看地图，就是学习地理的好方法。

　　在重庆南开中学，我喜爱上了壁报、古典文学、天文和体育。我创办了几个壁报社，担任辩论会的主辩人，发起组织了“南开星空协会”。后来在北京大学上天文课的时候，讲课的天文学家戴文赛老师很惊奇，问我天文学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这都得益于重庆南开中学鼓励学生自由发展。

　　您小时候有偶像吗？

　　刘兴诗：我小时候生活在哀鸿遍野、山河破碎的战争年代，我只想赶快长大，当兵上战场赶走敌人。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书就是《说岳全传》，特别佩服的就是手持“沥泉枪”，骑着一匹通体雪白，日行八百里、夜行千里，眼若铜铃的“闪电白龙驹”，背上刺着“尽忠报国”四个字的岳飞。岳飞手下的将官“八锤大闹朱仙镇”，大破金兵的连环马，多么带劲啊！那个时候读了《说岳全传》，我非常崇拜岳飞，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幻想自己也像他一样，就这么走上战场，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去的土地。

　　那时候我还一遍又一遍地看《三国演义》，崇拜书里的英雄。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越来越频繁的轰炸，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们躲到乡下的老家，暂时住了半年多。我就拉着两个农村的同学，学习刘备、关羽、张飞，懵懵懂懂地跪在地上起誓结拜兄弟，以身许国，永不后悔。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崇拜岳飞和刘关张，一本正经地结拜兄弟，梦想着继承他们的爱国精神和高超本领，快快长大走上战场，赶走日本侵略者。虽然有些孩子气，却非常认真。

　　您爱好文学也是始自南开中学吗？

　　刘兴诗：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鼓励学生自由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尽力发掘潜能，为公众服务。从初一开始，我就参加了一些壁报社，后来担任全校最有名的《曦报》的总编辑。1945年，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沉醉在宋词中，1948年以严格的格律音韵作词37首，再次获得“公能奖章”，这为我未来的创作筑牢了根基，以至于后来我每天都能写一首诗，还获得过诗歌比赛冠军。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师长给予过您较大的帮助？

　　刘兴诗：我一直就喜欢小学、中学的国文课，不管是命题作文还是自由选题都喜欢，每个年级的老师也很喜欢我，给我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例如小学六年级时，由于抗战逃难，学制有变化。我们在寒假毕业，后上了半年的“戴帽班”，就是在小学内附设的初中班，遇到一位从广东逃难到大后方的大学生温焕文老师。她觉得我不应一直停留在“小娃娃”的阶段，于是送我一本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今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本书开阔了我的眼界。

　　初中一年级的郑学韬老师十分关注班上的几个学生，给予具体的指导。他对我说：“你的作文喜欢铺叙，要简洁一些。”他介绍我看一位美国作家萨洛扬的作品《我叫阿拉木》，还推荐英文原版My Name Is Aram。英文很简单，他叫我对照着阅读。我的文学水平大有长进，看起小说如痴如醉。喜爱就是创作的原动力，读着读着就想学着写了。例如看了《金银岛》《十五小豪杰》，我就悄悄写了一本航海探险小说，这对我后来走上作家之路有很大的帮助。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阅读视野就更开阔了吧？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

　　刘兴诗：在“一塔湖图”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图”。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有名的北大图书馆。只有燕京大学留下的老图书馆和各系的系图书馆。不过这些也足够我们阅读和翻查资料。当时，北大学生和教师都有一个习惯，针对不同的课题翻查相关的资料，做卡片。读书不留下卡片和笔记，是不会深入的。我对每一个课题以及所爱好的每一门学问，例如喜欢的“文史哲”，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卡片，积满了整整一大箱。

　　在北大学习期间，是否有很多名师？他们对您有怎样的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刘兴诗：太多了。我有机会跟随许多仰慕已久的大师学习，最想不到的是中国物理学的宗师叶企孙先生。“两弹一星”的专家以及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叶企孙先生竟亲自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学”。虽然后来几经辗转，但是这门课的笔记我至今竟还奇迹般保留着。给我们上基础课的大师不止叶企孙先生一人。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有一颗小行星就是以他命名的戴文赛先生，居然也亲自给我们讲授“普通天文学”。李继侗先生的“植物生态学”，李孝芳先生的“土壤学”，王乃樑先生的“地貌学”，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等都令我获益匪浅。

　　燕园的大师都很随和谦虚，私下我就个别问题请教过一些先生。向金克木先生问哲学，向朱光潜先生问美学，向冯至先生问英国古代十四行诗，向何其芳先生问文学……不敢过多麻烦老师们，虽然仅仅是只言片语，却也受益无穷。记得在燕园寻访朱光潜先生的时候，家中无人，我正感到彷徨，忽然转身看见朱先生正坐在外面的院子里，一派邻家老翁的样子。我战战兢兢向前，请教什么是美？朱先生淡淡一笑，手指身边的园子说：“这不就是美吗？”我一下子就顿悟了。生活就是美，平平凡凡就是美，这就是人生的大悟，亦是大美。

　　早在南开中学时代，我就读过冯至先生翻译的十四行诗，也读过他自己写的一本《十四行集》。企慕已久，现在冯先生就在身边，岂有不找机会拜望一下之理？我在西语楼前等候，好不容易等到他出来，连忙跟上，一起向东边未名湖方向走去，请教与十四行诗有关的问题。冯先生十分严肃地说：“那需要很深的英国文史和古代英语音韵的基础。先好好学一下中国自己的律绝吧。”这一语点醒了我，不能好高骛远，必须踏踏实实从根底学起。

　　有一次特别的经历，我大胆向张政烺先生请教一个史前神话问题。张先生问了我的宿舍地址，叫我先去上课，晚些时候回答我。晚间我返回寝室，十分惊奇地瞧见我的桌子上，端端正正放着一个中式信封。张先生竟用毛笔正楷书写，一丝不苟地抄录了一段史前神话资料。下面落款居然是“弟张政烺”。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同学们也感到难以置信。

　　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的老师。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有教无类”的精神。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幻小说创作的？又如何看待科学幻想？

　　刘兴诗：1961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邀我写科幻小说。我不懂，问他们：“什么是科幻小说？”其实他们也不太明白，对我说：“大概就是现在还没有，以后能够实现的吧？”我一听，明白了。我想起自己进过那么多的溶洞，在地下瞧见许许多多地下河和瀑布，水流都白白浪费了，如果可以开发建成一座座地下水电站该有多好！修建这样的地下水电站不占地皮，也不用搬迁居民，说起来比地面的水电站还有优势。于是我就写了第一篇科幻小说《地下水电站》，也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幻作家。

　　真正的科幻小说，必须要以科学为基础，满足读者了解社会的需要，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真正的科幻小说，先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每个环节都要有科学依据。我的科幻小说创作观是“幻想，从现实起飞”。我认为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延续，科学研究是科幻小说的基础。我把现时的科幻小说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真实科学为背景，叫作“重科学流派”；另一个以真实社会生活为背景，叫作“重社会学流派”；如果既无真实科学，也没有真实社会生活背景，我把它归为玄幻小说。

　　您的童话《偷梦的妖精》曾获得了许多奖项，科普作品也大受欢迎——科普童话在您的创作中占多大比例？

　　刘兴诗：1954年，我在陇东黄土高原工作的时候，写下童话《飞的花》，赞美无名的乡村女教师。上世纪80年代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地铁站，我看见一个无助的孩子，似乎是失去妈妈的孤儿。这触动了我的灵感，写了一篇童话《写在地铁车厢上的信》。一个加拿大华裔作家和我一起，把《偷梦的妖精》改编为歌剧。创作来源于生活，这是永远不变的创作原则。无论科幻小说还是童话都是一样的。

　　当然，我写得最多的是科普作品，迄今出版的650本书里，绝大多数都源于我的科研经历。科学普及来源于科学研究，这也是我自己坚持的一个原则。2011年，我的科普作品《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九十多岁还在写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创作生命力？

　　刘兴诗：年轻的时候，工作太多了，太忙了，哪有时间坐下来慢慢写一本本书呢。人老了，工作任务少了，有了大把宽裕的时间。不做一些事情，不关着门写书，难道整天打瞌睡，对着墙壁发呆吗？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其实也很简单。见过自来水吗？水龙头一拧开，水就自己哗啦啦流出来了。写作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或已故），您最想见谁？

　　刘兴诗：我最想见的文学家是苏东坡。

　　如果策划一场文学宴会，邀请作家出席，您会邀请哪些人？

　　刘兴诗：如果我邀约几个作家，应该是狄更斯、大仲马、史蒂文森、马克·吐温、安徒生。近现代中国的应该是北大时期，我请教过的老师朱光潜、冯至、张政烺，以及敬仰的季羡林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