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生命力

　　曾几何时，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文化强势，我们对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法律制度推崇备至，与之相对应的是对于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法律文化的忽视乃至遗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这一重要论述为学术界坚持“两个结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因此，加快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是当代法学家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智慧》由西南政法大学龙大轩教授带领其团队写作，以 “两个结合”理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理论为指导，总结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和合特征”，从政法文化、人法文化、德法文化、法法文化、道法文化五个方面深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髓，探寻蕴含其间的经验智慧；从“大一统”“以民为本“德主刑辅”“诸法和合”“天人合一”等核心思想出发，结合历史案例，阐释中华优秀法律传统文化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关系。全书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一、政法文化智慧：“大一统”的思想精华。

　　“大一统”理论始见于《公羊传》，是伴随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理想，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法律智慧。本章旨在通过考察古籍文本，探求“大一统”理论的原有内涵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核，梳理两者的关联。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大理论是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本章从“一统尊法制”“大一统而慎始”“治国无法则乱”“法权出一”四大维度，探讨了“大一统”的政法内涵。

　　二、人法文化智慧：“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

　　中华法系以“民本”作为调整人民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逐渐形成独特的“人法”传统，强调法律的制定要以“民为邦本”为根本立场，法律的执行要以“为政在人”为实现方式，法律的实施要以“天下无讼”为价值追求。当下我国法治建设中所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是对传统“民本”价值取向的现代化应用，体现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人法”传统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三、德法文化智慧：“德主刑辅”的法制建设原则。

　　“德主刑辅”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法制建设原则之一，萌芽于西周初年，发展于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得以定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贯穿于中华治国理政的历史始终。这一法治原则蕴含“以政为德”“礼法并用”“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等思想智慧，三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德法文化智慧，对当今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法法文化智慧：“诸法和合”的法典编纂技术。

　　“和合”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和”是指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其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法法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塑造了“诸法和合”“宽严并济”“轻重有权”“上下明法”“礼法共治”五大特征。这种“和合”理念彰显了中华法系在严谨治理与灵活应变之间的精妙平衡，共同筑就了中华法系独特的法律魅力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道法文化智慧：“天人合一”的终极追问。

　　“道法”一词出自《黄帝四经·经法》的“道法”篇，旨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及法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关系是“道法文化”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的一对重要关系，涉及古人关于宇宙、社会运行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天人合一”是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总体把握，即在国家治理层面，必须处理好法律与自然的关系，法律的制定应当符合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道法”在历代法制建设中衍生出“协和万邦”“重义轻利”“取用有度”“仁民爱物”等价值准则，这与今天我们党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延续关系。

　　总而言之，本书兼具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既梳理了中华法系发展脉络，又能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传统智慧借鉴，更能助力读者深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理解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逻辑与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