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民：枕边书，

我对人生命运着迷的源起

　　主持：宋庄

　　您是否有“枕边书”这一习惯？如果有，是哪些书或哪一类书常伴您的床头？

　　李玉民：从狭义上讲，枕边书就是可以在枕边相伴终生的书。我还真有这样名副其实的枕边书，就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以及周汝昌著的《红楼梦的真故事》等近十部书。我对《红楼梦》原本之谜非常着迷，而且引申到我对人生命运着迷。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一张床睡到终老。我最近五十年换了将近十次住房。但是我敢说，以上列出的书，稳定地在我枕边陪伴近二十年。从更深层的狭义来认知，在头脑里的枕边更重要，不亚于放在枕边。这些是深深刻在头脑的作品，是相伴终老的精神情侣。再从严格的广义上讲，我翻译《悲惨世界》等法国经典作品，大部头要一年多，小薄本用个把月，注入我的全部精力，即相应时间的整个生命。

　　这些作品都成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我常说成是我终生教科书，少说也有七八成译作。收关时恋恋不舍；整本手稿放在眼前，重审一遍的机会也没有。我的使命引导，一步也不能停，这便是我常说的“无缝衔接”。无不是用生命换来的译作，同样视为枕边书。从严格的广义角度判断并不为过。还应指出无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枕边书，内涵和底蕴恰恰是同样令我着迷并求解的人生命运。人类发展史的问题全算上，还有比人生命运更重要、更难解的吗？

　　您最初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童年或青年时期，有哪些书或作者第一次真正点燃了您对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热爱？1964年留法时带回两大箱书的具体情形和心情是怎样的？

　　李玉民：我是晚学晚悟晚成的人，家里没有一本书，自小贪玩，喜欢干活。父母从来不管我的学习，没给我买过一本书。养成勤劳但不爱看书的习惯。直到上初中二年级，才头一次逛新华书店，买了吴祖光的剧作《风雪夜归人》、流沙河的一小本诗集，引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至于法国文学，热爱始自上北大的三四年间，我羡慕翻译家，产生翻译一本名著不枉学法语的梦想，但说不出口。直到留法那两年，对法国文学整体有了全新的认识，才省下学费，疯狂购买法文名著，无缘翻译，至少够我消遣一辈子。初步认识中法传统文学文化可以互补，这有助于交流。

　　在您漫长的翻译与阅读生涯中，有哪些作家或作品对您的翻译观、文学观乃至人生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李玉民：文学翻译是实践问题，绝非理论问题。“文革”前没有个人的人生观，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文革”后我自主人生，回校任教实现梦想，我从散漫转变为专注于法国文学翻译，深度的专注为我开辟无限的发展空间。在五七干校十年，反思摆脱了所有根本于己无关的怨艾和烦恼，一身轻松。投入改革开放的浪潮，充分发掘个人潜能，仿佛顺理成章，完全自主，自然形成了翻译观和人生观。

　　您曾提到翻译是“三分译，七分作”。在具体翻译某部巨著（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之前和过程中，您会进行哪些针对性的阅读或准备？这种“创作式”翻译如何反过来影响您的个人阅读趣味？在翻译过程中有哪些书是您会一读再读的吗？比如在翻译雨果、大仲马、莫泊桑等大家的作品时，是否会为了捕捉神韵而反复研读他们的其他作品或传记？您习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阅读？会像翻译时一样“细水长流”，还是有特别的阅读节奏？对于电子书和纸质书，您有偏好吗？

　　李玉民：通过我对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而实存的五十年经历，认识自己所达到的阶段，端出来示众；如何理解这副超现实主义的形象？真有点像《暗店街》，柳鸣九先生把书名改成《寻我记》的意味。所不同的是，我开的是“明店”。直到退休二十六年后，我的“明店街”始终在首师大。是的，五十年间，分散在我三地居处的手稿没有地方摊开，全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书是一本一本出版的，全都明摆着。我还得走柳先生点出来的《寻我记》那条路：“我飘飘何所似，不过幽幽一身影。”连我自己都不敢认！是不是现实的堆积太多，就构成了“超现实”呢？这个逻辑挺新鲜，可以纳入我的思维方式范畴。还是用数据说话吧。设想我署名出版的书全部找到，按版面字数，该接近四千万字。按15万至20万一本平均计算，该有二百多种了。不可能找齐了，人的一生所做的事不可能全记得。每天用于翻译，平均八小时以上。只有北大那几年，外国文学名著完整读过几种。近五十年，深度专注于教学与文学翻译，用掉了大块时间。

　　余下零碎的时间只能看几眼与专业教学相关的书籍：如哲学、语言学、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翻译任务多，又要全面补课，时间还特别紧迫。起步阶段，什么都不能草率。好在那个时代人人都意气风发，任何困难都是锻炼功夫的好机会。我灵机一动，何不以四两拨千斤。我去北大武术队练过刀、剑与太极拳。“真传半张纸，假传万卷书。”于是，我找到实用读书的诀窍。每部作品都有核心内容，还是作者力图阐明的中心思想，那便是利用价值最高的部分。我按实际需要，用上一刻钟，浏览说明书式的前言后记与目录，就能找出核心思想，抓住了研读半小时也就掌握了。多年来，我练就了这种眼力，一下子就盯住关键，根本不要理睬作者铺陈论证，占90%以上的篇幅。五十年来，我购买中华文明的经典作品相当齐全，有高人好友指点提供书单。例如重庆那些至交，诗书画印的高手，活跃在民间，让我了解、善解诗词的大师顾随，以及他的两位高徒。一位叶嘉莹女士，继承其衣钵，尤其解读杜诗的作品，感染力极强；另一位便是我枕边书的作者周汝昌。师徒三人情调与我合拍，诗词鉴赏给我的启发最大。写作的语言风格，我取高雅的白话文，第一范本就是《红楼梦》，也只通读一遍，后来就是随手翻翻。想得起来的还有高阳著的《慈禧传》，没有通读，翻看过数次，体味他的语言魅力。总而言之，我随手翻阅大量好书，除了当代新锐作品，没有通读过一部。更谈不上“一读再读”。

　　我专一走译者的路，而非学者的路。专注所译的文本，根本不看任何关于雨果、大仲马等大家的研究资料或传记。我翻译唯一的出发点，就是最好的经典文本，无须旁顾专家的论述和评价，定见和定论。总之，不给先入主的传习可钻的一点点空子。无论是首译还是重译，一概如此。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柳鸣九先生约我译尤瑟纳尔的一部中篇小说《默默无闻的人》，纳入他的系列丛书《尤瑟纳尔研究》。首译，当年根本不了解作者其人的任何情况，只好硬着头皮，亦步亦趋，完全忠实于对原著的体会理解译出交差。四十年后，人文社买了版权，2025年出版一本《像水一样流》原样未动，收入我这篇首译。策划者北大法语系教授段映虹，她在北大学习时，写论文研究尤瑟纳尔，发现我这篇译文，念念不忘，遂成为忘年交。为纪念这段书缘，她特意翻译两篇小说合作出版。四十多年来，这就是我的翻译姿态：光光的桌面，唯有各种词典陪伴孤零零的原著——一个生命体，在生命与生命的交流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体——汉译文本。我同交往了四十年的一些经典作家，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次交流，书缘逐渐加深增厚的。而在结集之前顺其自然，全是偶然的稿约。至于我所说的“三分译七分作”的内涵，就是创作出汉译本这个新的生命体。事先无从准备，唯有临场发挥，即此时此刻全神贯注，解读作品彼时彼刻写出这样文字的整个意图，捕捉神韵，以怎样的情调，什么风格表述的，同时一笔一划，用活灵活现的汉语表达出来。我珍视纸质书，从不看电子书。总之，随机应变，可以说打破了通常阅读所有方式。

　　很多法国文学作品是您首次引入中国的，您在阅读和选择翻译对象时，除了个人兴趣，是否会考虑一种文化引进的使命感？

　　李玉民：只有文化交流的使命感。

　　在五七干校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是哪些书、哪些文学形象（比如您提到的达达尼安、阿多斯等火枪手的精神）给予了您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在无事可干的时候，干自己喜欢做的事”的天赋论，是否源自那段特殊的阅读/翻译经历？

　　李玉民：在五七干校不准读书，只干农活。最后两年，1976年至1978年，借故脱离干校，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先见之明的兴趣，便是天赋。

　　回顾不同的人生阶段，您的阅读是否有过明显的变化？比如从北大求学、留法、干校时期，到成为职业翻译家、大学教授，再到退休后的今天。

　　李玉民：上学期间，读书无目的。成为教师后，前二十年随机实用性阅读，后三十年至今，阅读仅限于当场翻译的作品，或者写“译序”所需翻阅的自己的译作。深度专注于翻译，已形成自有的资料库，自有的兴趣、工作和梦想三位一体的快乐生活，无需外求。

　　您精通法语，深谙法国文化，这种双重文化视角让您在阅读中文经典（如古诗文）时，会有怎样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反之，法国文学的滋养又怎样塑造了您品味中国文学的眼光？

　　李玉民：中法文化体现东西方文明交流，越发感到精神财富的价值，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发展失控，越发遗憾。人类没有理性接受绝对真理，中国老子的无为而治。推荐什么书都可以，除了枕边书，每人一世界，枕边书是内心的追求。

　　您将“天赋”定义为干自己喜欢的事。在您看来，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是如何培养和印证了您在翻译上的这种“天赋”的？

　　李玉民：天才少而又少，天赋人皆有之，全看是否志趣。

　　如果有一天，需要选择三本书带到一座无人岛，您会选择哪三本？

　　李玉民：《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红楼梦》《红楼梦的真故事》，唯有狭义的枕边书，才百读不厌。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译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李玉民：曹雪芹。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李玉民：中国籍：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冯梦龙、曹雪芹、鲁迅。

　　法国籍：拉伯雷、莫里哀、拉封丹、拉辛、伏尔泰、狄德罗、卢梭、雨果、大仲马、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纪德、罗曼·罗兰、加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