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宏篇大论背后的些许细节和故事

　　孙绍振先生的二十卷文集，在他九十大寿的日子里出版，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中国文坛，都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孙绍振先生的学术，涉及广泛，说一句“博大精深”，并不为过。举凡他所进入的领域，从文本到理论，都有许多建树，不仅是深入解读，还有许多发现，甚至发明。例如对于审美，过去的理论，顶多止于审美之后的审丑。然而他从评论南帆的散文中，发现还有一个未被关注的领域：审智，并且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认知，建构了孙绍振审美的三维范畴：审美、审丑和另一个重要维度：审智。阅读孙绍振的理论著作，犹如阅读他的创作文本，常常被他的敏锐发现和机智创见所震动。这种感受，既在理论建构的宏阔处，也在文本细读的深微处。二十卷文集，无论哪一卷，都可单独拎出来，成为一个见微知著、弘扬光大的学术领域和让后来学子深入探讨的研究课题。

　　作为与孙绍振七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我对这些宏篇大论产生的背景和某些细节有着颇多了解。

　　孙绍振先生一生潇洒！当学生潇洒，当老师、做学问也潇洒！谢冕先生说，这家伙永远自我感觉良好；又说，他有这个本钱。然而，人是活在历史之中，作为个体的人，更多时候是为历史所左右，甚至为历史所戏弄。大学时代，他逢上百花盛开的好时候，但随之就冷风肃杀。幸好有同学保护，知道他是个喜欢直言却没有心机的家伙，但跨入社会，就没那么幸运了。他1960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随后改为助教。那时华大尚在泉州筹建，校舍临时借在福州，他是最早一批调来“支援”的教师。

　　在那段曾经幽暗的日子里，他什么都不能干，也不许干，唯有少少的一点书可读。他没有沉沦，从读毛选开始，他读《资本论》，读《资治通鉴》，读黑格尔和康德……生活不自由，但他从读书中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他还自学英语，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七点、下午两点有一个小时的英语对外广播，大学时代英语是他的第二外语，我们这些人毕业后就把外语还给老师了，他还不忘在逆境中重新捡起来。“文革”中期，他下放德化县农村，不久调到德化一中任教，按理说应该去教语文，他却选择教英语。后来他到美国访学时能用英语直接交流、给学生讲课。难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重返校园，昔日的同事惊异地发现，一个“文革”，我们都荒废了，你倒养“肥”了。

　　那时我因“海外关系复杂”也落魄在三明。那是个知识分子普遍蒙难的时代。幸好周围有一群同样落难的文化人成为好朋友，像原在《热风》（《福建文学》前身）的诗人周美文，雕塑家李维祀、作曲家章绍同、不幸早逝的诗人范方等。1972年5月我下放明溪后调回三明不久，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封上只有“三明  刘登翰收”几个字，没有详址，也没寄信人的落款，居然还能送到我手里。拆开来看才知道是孙绍振写来的。那时报纸刚开始恢复副刊，发表作品要在作者前面注明地区。我调回三明后在文化局，寄了一首诗给福建日报副刊，孙绍振读到了知道我尚在三明，就从这封“面目不清”的信又联系上了。命运不济，彼此都一样过得压抑，便商量一起写诗，于是有了一段合作的日子。他在德化，我在三明，相隔数百里，交通也十分不便，相见不易。所谓合作，是我写了初稿寄他修改，他有了新作，送我过目，然后用两人的名字一起发表，一般是谁的初稿，谁的名字放在前面。这段难忘的日子，除了深挚的友情，那些为发表而迎合时潮的“假大空”创作，留下的只是不堪和愧疚。

　　后来孙绍振被调入师院，安排在写作教研组。写作教研组一般都被视为没学问和前景的单位，但孙绍振和从东北调来、也是北大同学的林可夫一起，却把写作组变成最受学生欢迎、也最出人才的一个教研组。除了两位领头人之外，还有后来成了电影电视学专家的颜纯钧、诗学研究家的王光明、写作学的著名学者汤化……都曾是孙绍振的学生，也都从写作教研组出身。天生不甘寂寞也不容平庸的孙绍振，把一个生冷的写作组变成热火朝天的学术中心。那时他的宿舍，每天晚上都高朋满座，同事和学生相拥而来，听他海阔天空地狂侃，时而指点江山，时而嘲弄时弊，对诘抬杠，笑声不断。这些不是学术的学术，却是课堂外另一道风景。颜纯钧教授说：“他可以把深奥的学术问题化作幽默的‘单口相声’，叫人捧腹大笑；也可以因为钻牛角尖争个脸红脖子粗，让爱动感情的七尺男儿掉下泪来。”孙绍振情绪盎然地放飞自己，让参与者在嬉笑中受益无限。

　　“文革”结束，孙绍振迎来自己学术的复兴。1980年4月，我也从三明调到福建社科院。报到那天，南宁会议的通知已先我寄到社科院。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诗歌研讨会，许多诗坛前辈都出席，孙绍振和我也在被邀名单上面，我知道这是谢冕和张炯的关照。于是我放下行李立即邀了孙绍振结伴同行。那时“朦胧诗”的论争正趋高潮，这自然成了会议互相驳难的中心。我目睹了孙绍振在会上“舌战群儒”的论辩风采。

　　南宁归来之后，孙绍振写了那篇载入新诗史册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谢冕在南宁会后发表于《光明日报》上被誉为“崛起”第一文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当时虽然我在发言中也主张“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但孙绍振文中破釜沉舟、鼎新革故的几个“不屑于……”，却是我连想都未曾想、更不敢说的。对于长期以来“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训条，这已不是提出质疑的拍拍桌子，简直是把整个桌子都掀了！

　　这样骇世惊俗的文章，在乍暖还寒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必然要经历一段曲折才能为历史所重新认识和铭记。

　　1986年，孙绍振推出了一部六十六万字的大作：《文学创作论》。这是孙绍振一次新的出发。他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从西方文论到中国古典文论；但他不拜倒在西方脚下，也不唯传统为圣律。他坚持以我为主，从文本出发，用中国文论去“化解”西方文论，重新探寻和建构符合中国文学实践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这是一部富于创见的理论著作，但不是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者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游戏。

　　1985年，他应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邀请，携带尚在出版中的书稿前往讲课，一连讲了五天，获得热烈反响。军艺文学系的学员，都是已经成名或小有名气的作家，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曾多次忆及孙绍振的讲课对他创作的启迪。这些反应不仅肯定了《文学创作论》的重大理论建构和实践性价值，而且证明了孙绍振关于理论者不能只当“评论员”、还应当成为“教练员”的主张的有效性（当然评论家因人而异，并非个个都既能当“解说员”又能当“教练”）。四十年来，在理论著作普遍不讨好的出版市场上，这部书一版再版，成为理论著作罕见的一道风景。

　　如果说，孙绍振在1980年以后，就著述不断，但1986年的《文学创作论》，才最集中、最丰富地体现孙绍振成熟的学术能力和理论创新。难怪当他溯源自己学术历程时，概括为《从“文学创作论”到“文学文本解读学”》，认为《文学创作论》才是他理论建构的开始。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介入到中学语文教育。

　　记得那是福建语文学会的第五届学术年会，主办方特地邀请了北大钱理群和福建师大孙绍振两位教授当嘉宾，还有省内外数百中学语文教师出席，他们对传统语文教学带有颠覆性的尖锐发言和对话，很是轰动，会后出版的文集就有“北钱南孙”之说。

　　仅仅新诗，圈不住孙绍振那颗博大而无羁的心。他从关注中学语文和大学语文的教材分析开始，广涉了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这是从偶然开始发展的必然。关注中学语文，这个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学问，只是孙绍振的一个开始，或者说是他的后来学术的“入口”，他孜孜以十年、二十年时间，几乎是用了自己学术生命后半段的全部精力，硬是把这个被轻视的“雕虫小技”发展成为一门大学问。他不再局限于中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面对的是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文学文本，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地解读了数百篇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曲等各种文类的具体文本。在此基础上，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文学文本解读的方法论。

　　在我的老同学中，孙绍振和谢冕一样，都是高寿而又高产。谢冕本质上是个诗人，或者说是个散文家。他追求文章的意境，追求语言潜在的一种内蕴的美，晚年他主要精力用在写散文，时而也有议论和评说，也都以散文的方式呈现。孙绍振天生是个理论家，即使他写散文，文气中充盈着的还是思想的力量和雄辩的气势。他新创的“演讲体散文”，是他理论思辨的散文化，其给予读者的感受，更多的来自于内容的厚重和思辨的逻辑力量。每个作家都是他自己，这才形成每个作家的不同风貌与情采。谢冕和孙绍振，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一个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