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低调主编创造的《生活》神话

　　1926年10月下旬，中华职教社内部有个小小的职务调整，职教社的《生活》周刊主编王志莘请辞。他原先留学美国专攻金融学，现在忽然有了到银行任职的机会，便辞去了主编职务。黄炎培理事长与职教社几位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请编辑股主任邹韬奋出任主编——当时邹韬奋用的还是原名邹恩润。

　　黄炎培先生召见韬奋，通知他去《生活》周刊任职这一决定。在黄炎培的办公室里，韬奋见到了已在座的徐伯昕。徐伯昕在《生活》周刊做出版经营总务已近一年，他比韬奋小十岁，中等身材，国字脸上常常是和颜悦色，常常面带微笑，身板略显单薄，行走很是敏捷。

　　由于忽然接到黄炎培的通知，韬奋事先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就没有当即爽快地应承下来，而是沉默了一会儿。

　　黄炎培倒也不在意韬奋的沉默，看上去这个年轻人有点低调，或许还有点犹豫畏怯。没关系，他素来欣赏年轻人不轻易言诺的稳重。他继续嘱咐韬奋尽快接管杂志，并叮嘱一旁的徐伯昕安排好邹韬奋的一应事务，向邹韬奋汇报杂志的相关事宜。

　　邹韬奋和徐伯昕一起从黄炎培的办公室退了出来。

　　两人走到僻静处，徐伯昕十分友好地凑近邹韬奋，轻声说：“邹先生，这个主编，你能做好。”

　　韬奋看了徐伯昕一眼，本想诘问他“何以见得”，徐伯昕倒先说了，他说：“你是圣约翰的高才生，全社上上下下有口皆碑的大才子，都说你笔头很硬，一定能办好。”

　　徐伯昕这一番当面夸奖，反而弄得韬奋不好意思起来，除了连声客气道谢，只好连说“再想想”。两人就此别过。

　　大学毕业后，邹韬奋虽然一直希望从事新闻出版业，可是，他大体希望从事的是新闻报业，不曾太多考虑过杂志，对于直接担任杂志主编更没有任何准备。

　　涉足彼时的上海杂志界，那是谈何容易的一件事！且看当时的情形——

　　“1920—1930年代，作为我国当时现代出版中心的老上海，杂志界可谓五花八门，消遣类生活时尚杂志竟有一百多种，文学类杂志随时创刊又随时关张，多数杂志的寿命只有一两年。当时比较引人注目且比较稳定出版的杂志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良友画报》等。《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刊物记录历史风云变迁，刊载当月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并且选录当时各种官商报纸刊物所载的重要文论和新闻要事，内容广泛丰富，是名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东方杂志》自1904年创刊，发展到1931年时正可谓如日中天。《小说月报》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刊于1910年，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因而刊物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到1931年已经发展成为当时我国创刊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新文学刊物。《良友画报》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是一本从鸳鸯蝴蝶风格向海派文化成功转型的通俗类杂志。转型后，画报一洗鸳鸯蝴蝶派的旧习沉疴，逐渐从无聊消遣成为增广见识，深入浅出地宣传文化美育，启发心智，丰富常识，开拓生活视野的杂志，一度成为老上海的畅销刊物。”

　　《生活》周刊只是一本期发量只有2，800份的小杂志。小到去报刊摊前问起它的名字，报摊老板想都想不起来——此前这本杂志主要是赠送，送给在职业教育社上学的学员，基本上还不曾上过报摊。

　　杂志寂寂无闻倒也罢了，问题是按照职教社的岗位定薪，杂志主编的薪酬比编辑股主任要少十多元。邹韬奋和沈粹缜刚刚喜得贵子，家里正是花钱的紧要关头，韬奋不能不盘算这可如何是好。还好，沈粹缜看到韬奋回到家一直愁眉不展，追问之下，得知职务调整、薪酬下跌的事情，沉吟片刻，竟然劝慰丈夫赶快接下来。她的意思是黄先生亲自找你谈，很给面子的，我们不能不给黄先生面子；全职教社黄先生单挑了你来主编杂志，也是足够重视的事情；至于少了一点钱，苦也苦不到哪里去的。

　　夫人如此识大体、顾大局，男子汉大丈夫岂能畏首畏尾！第二天韬奋就到杂志社的办公室——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一间小小的过街楼，跟徐伯昕碰面。徐伯昕为邹先生没有当即应承下来担心了一夜，一大清早猛然看到他出现在办公室门口，顿时惊喜无比，连忙招呼邹先生，跟邹韬奋连连握手，连声说“不好意思，杂志社太逼仄了”，好像是他作为先来的人，要为办公地方太逼仄负责任。徐伯昕的忠厚诚恳由此可见一斑。邹韬奋谦和地笑笑，饱读诗书的他听徐伯昕说“逼仄”，却莫名其妙地想起《文选》里张衡的名篇《西京赋》的名句：“麀鹿麌麌，骈田逼仄。”那是形容鹿群聚会，地方太小的意思。他微笑道：“人少不用嫌地方逼仄。”

　　韬奋看过街楼虽小，却有一扇比较大的窗户，于是打趣道：“楼小窗户大，有光天地新。只要有光明就好！”

　　徐伯昕看邹先生十分好说话，而且有趣，顿时轻松下来，赶忙跟他汇报杂志工作。从此，邹韬奋和徐伯昕结成了事业上的伙伴，而且是此生最长久的合作伙伴，是亲密战友，乃至生死之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他为自己这个主编取了一个笔名：韬奋——取的是“韬光养晦，奋发有为”的意思。韬光养晦，自然是要低调；奋发有为，却又要做一番事业。两者结合，体现了邹韬奋做人做事的风格。

　　虽然主编低调登场，可没过多久，杂志却“奋发”起来了。《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27年开始出现在上海市区的许多报摊上，报摊上渐渐有读者翻看，邮局也开始征订；1928年周刊就每期发行4万份；1929年每期发行8万份（从这一年起，杂志形式从早先的8开单张改造成16开订本，显得庄重、大方、厚实）；1931年末，期发量增至12万份，1933年达到15.5万份。而当时顶尖的畅销刊物《良友画报》，期发量最高时也只有4万份。

　　这不是《生活》神话又是什么？

　　这个神话的主角就是低调上任的邹韬奋。

　　这个神话并不是因为邹韬奋有什么独得之秘，而是他和杂志社的同事奋发有为创造出来的。

　　所谓杂志社，连同韬奋在内，只有“两个半人”。一位是徐伯昕，负责印刷、营业、总务和广告；“半个人”指的是孙梦旦，他是职教社的会计，兼职杂志社财务；还有一位就是邹韬奋，在杂志社负总责，负责编辑部。不过，所谓编辑部，从主编到编辑，就邹韬奋一人。因为是周刊，时间紧，稿酬低，来稿少，一开始绝大多数文章是韬奋直接撰写的，然后根据文章内容用各种不同笔名发表。为了办好刊物，按时出刊，他们三人经常连夜加班工作，真可谓奋发有为！

　　作为主编，邹韬奋更要奋发有为。其实，他除了要克服事多人少时间紧的困难，还要克服自己生活上的各种麻烦。

　　1926年10月3日，邹韬奋和沈粹缜的大儿子邹嘉骅诞生，为温馨的小家庭带来很多惊喜、很多欢乐，却也平添了许多生活上的琐事，家庭开支也明显增多。韬奋愈发需要兼职取酬补贴家用。他先是兼职英文学校教员，后又兼职《时事新报》秘书主任，还要完成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编撰教材教辅资料的工作，他不能让粹缜和爱子在经济上有一点点困窘。接手《生活》周刊后，他只能在完成兼职工作后，晚上回社里加班编辑到半夜。他总是在清冷的夜半时分，才能赶回家中陪伴他心爱的妻儿。

　　很快，为了专心办刊，韬奋辞去了英语教员的兼职，接着，又辞去了《时事新报》的要职，后来把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工作也坚决交出。他要把自己全部精力投放到《生活》周刊上。

　　“全部精力投放”，说起来是一句意气风发的激情话语，可是，家里又增添了嗷嗷待哺的婴儿，他和妻子沈粹缜要完成更多家务。此外，还有大家族的牵累，他与二弟邹恩泳共同承担大家族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每逢家人生病，就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自己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任何文字从来不取稿酬，只是靠业余翻译一些书，拿些版税来补贴家用。

　　最初两年，《生活》周刊经常有一整期的文稿都是韬奋编写，用各种笔名发表，可是他从来不取分文。据统计，韬奋在《生活》周刊前后使用过19个笔名发表文章，一个主编的独角戏，竟然也使得一本杂志有斑斓之感。

　　周刊的主编署名是“韬奋”，读者们很快发觉，《生活》是越来越“奋发有为”了。

　　韬奋接手主编周刊后，第1期就发表了文风素朴、语气平和、言简意赅的《〈我所望于生活周刊的几点管见〉编者附言》。他写道：“本刊文字诚当力求浅显，然同时并当顾到雅达，使读者不但改进思想，并能获得以文会友之益。”

　　归纳起来，也就是雅俗共赏，力求浅显，开卷有益，以文会友。

　　《生活》周刊开宗明义：希望以文会友。

　　韬奋本人在编刊当时和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都体现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他说：“《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就是赚了钱，也还是要用诸社会，不是为任何个人牟利，也不是为任何机关牟利。”后来，邹韬奋在《我们的立场》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

　　韬奋总是认真观察大众读者的需求，努力与大众读者一同前行，始终与大众读者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一般大众读者的需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当用机械的看法，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可以呆板地规定出来。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

　　韬奋主编第1期就在周刊上开设了《读者信箱》专栏。《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从1926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韬奋不仅在《生活》周刊上开设《读者信箱》专栏，还在后来主办的其他5份刊物和1份报纸中都保持了这一栏目。据不完全统计，以“生活”的名义回复读者的来信超过4万封，韬奋本人亲笔回复的就超过1万封。

　　《读者信箱》成为《生活》周刊的一个突出特色。

　　一个主编在完成一本杂志内容的写作和编辑事务之余，几年内给读者亲笔回信万余封，举目中外期刊界，这大约也属于神话传说了。

　　《生活》周刊的读者服务，极大地增强了杂志与读者的黏度。

　　韬奋接手杂志后即确定其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而且方向较定，努力亦较专。他表示：“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这一宗旨也就预设了刊物的内容特色。韬奋在编辑撰稿过程中，尽量运用高超的编辑艺术，创造生动的形式，展现正确的思想内容。正如他在办刊寄语中所敬告读者的那样：“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

　　韬奋在刊物的创造性上最为努力。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的刊物便无所谓个性或特色；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为了创造，要“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

　　韬奋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也是他们最关心、最想知道的事情，这点同样可见证于前面引述的韬奋的名言“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办好周刊的“创造精神”和杜绝“尾巴主义”的着力点。我们看他起草的一则《特别征文》，就能明白他的内容兴趣所在。他在启事中写道：“苟有事实可举，亦请不必计及文之工拙，惠然赐稿。”他十分注意刊物内容的有趣，坦诚地表示，他所认为有趣的题材主要有三种，一是新鲜的事实，二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内外各种社会实情，三是著名历史人物的经历。

　　“内容贵精不贵多”，这是韬奋最为强调的办刊原则。“尤其是周刊，每星期就要见面一次，更贵精而不贵多，要使读者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每篇看完了都觉得时间并不是白费的。要办到这一点，不但内容要有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得过别人的两三万字的作品。写这样文章的人，必须把所要写的内容，彻底明了，彻底消化，然后用敏锐活泼的组织和生动隽永的语句，一挥而就。这样的文章给予读者的益处显然是很大的：作者替读者省下了许多搜讨和研究的时间，省下了许多看长文的费脑筋的时间，而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

　　这就是《生活》周刊自1926年10月交到韬奋手上后，他所做的努力，也就是一份原本寂寂无闻的杂志在沪上杂志的密林里脱颖而出的基本路径。

　　（本文摘自《心向光明——邹韬奋传》，聂震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