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文集》的三个维度：历史、思想与跨文化诠释

　　《理雅各文集》出版的首要价值是史料价值。理雅各是晚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目前关于其生平经历的研究，主要依赖两本学术专著，即美国费乐仁教授所著的《人的全部职责》（The Whole Duty of Man，尚未译成中文）以及美国吉瑞德教授的《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中译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两位学者都利用了档案资料，但不难发现，有关理雅各的生平和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仍有很多内容未被发掘，且两位学者对文献的解读也存在一定偏颇。《理雅各文集》的翻译出版，将尽可能完整呈现理雅各作为伟大汉学家的成长过程，展现他作为来华传教士亲历晚清“五千年之大变局”的旁观者视角，同时也会展现出海外汉学研究从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转型过程中遭遇的阵痛和冲突。

　　《理雅各文集》将收录理雅各的日记、游记、自传，以及为何进善、马克斯·缪勒等人所写的小传，还有他对香港历史的回顾、关于“太平天国”的通信等。其中诸多内容都是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当然，理雅各及其他晚清传教士，在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以及复杂多变的晚清政局时，必然存在历史局限性；他们并不具有所谓的“上帝视角”，因此对这些史料的使用和理解，需要由历史研究者将其还原到特殊的历史语境当中，并加以甄别和批判性利用。理雅各对中国上古宗教思想的认识，尽管有小部分受到早期耶稣会作品的影响，但更加明显地使用了19世纪比较语文学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许多地方是具有洞见的。

　　理雅各在牛津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设汉学讲座。作为一名热衷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理雅各时常进行公开演讲，其汉学讲座在牛津广受欢迎。时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曾经描述：理雅各在牛津谢尔顿剧院讲解《圣谕十六条》时，听众“寂不闻声，每讲至佳处，则群鼓掌唱喏”。本次《理雅各文集》将收录理雅各档案中所有讲座稿，这些讲座稿比起他的专业文章来说，内容较为通俗，但挥洒自如，旁征博引，展现出其深厚的西学和汉学功底。

　　理雅各的汉学讲座内容相当广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国历史人物，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面对并不了解中国的英国听众（多为知识分子），他以一种既中肯又有趣的方式，介绍和传播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内容。第二类是历史，尤其是上古历史，涵盖三皇五帝直至夏、商、周、秦（汉代历史讲座仅公布预告，他就去世了）。从这些讲座中可以发现，理雅各在晚年时期非常关注中国上古史。在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和学者面对中国上古史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就是如白晋、傅盛泽等索隐派——极力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来将其与《圣经》历史相对应；另一种则是“中国文明西来说”——竭力证明中国文明来自西方，如晚清时期的拉克伯里等都是如此。理雅各早期也曾受索隐派影响，但从他晚年的讲稿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上古史的解读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发挥自己对于古文献的甄别能力，将《尚书》《竹书纪年》《史记》进行比对，再辅以《诗经》、“四书”、诸子之书等先秦文献，可以说无形中做到了“六经皆史”，在19世纪并没有考古发现作为支撑的情况下，对文献稀少的上古时期进行了描述，他的许多推断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而他选取上古史作为演讲内容，或许也有向英国听众展示中华文明之悠久的用意。第三类是中国小说文学，这是理雅各的“业余爱好”了。理雅各以儒家研究闻名，在自己的正式出版物中极少涉及俗文学，但实际上他对《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是极为熟悉的。从内容上看，他并非专业文学研究者，但天然具有“比较者”的视野，在向听者讲解中国文学时，时常引用贺拉斯、维吉尔、弥尔顿、司各特等西方作家作为对照，其中也有不少“妙比”。

　　由于《中国经典》在此前已经影印出版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本次《理雅各文集》不再收入，只在第七卷中将其“序言”和“导论”全部翻译出版。这其中包括理雅各对中国儒家经典的整体性回顾和解读，兼具经学和欧洲汉学的视角——他在继承和参照从汉代到清代经学对儒家经典的训解的同时，也参照了前辈和同辈汉学家众多的研究成果，在这种“双重视野融合”之下，作出了自己对儒家经典文本和思想的理解。同时，本次《理雅各文集》还将收录《东方圣书》中的《中国圣书》，这也是《东方圣书》首次在中国大陆影印出版。主编费乐仁教授将为每一卷都撰写“导读”。《东方圣书》全套共五十卷，在西方大学图书馆几乎是必藏之书，包括了佛教、印度教及中国宗教经典，因而在海外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甚至超过了《中国经典》。作为理雅各学术成熟期的产物，《中国圣书》可以看作理雅各牛津时期对中国经学、宗教和历史的观点代表，也是19世纪海外汉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但目前《中国圣书》从未在国内正式出版，因此在汉语学界受到的重视和相关研究远不如《中国经典》，因而此次将其完整呈现于中国读者面前，也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理雅各到牛津任教后，一面着手将《中国经典》修订再版，一面也开始进入道教、佛教以及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如果说《中国经典》仍具有传教士汉学的印记，《中国圣书》的出版则意味着他已成为一位成熟的跨文化研究学者。缪勒曾借用歌德的名句“只知其一，一无所知”，来作为比较宗教学的宗旨；而所有理解都源于自我理解，这在理雅各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中国圣书》中翻译了《易经》《道德经》《庄子》，甚至还有道教的《玉枢经》《清净经》等等，这都是自诩“正统”的理雅各在过去不曾涉足的，可见他对中国传统宗教和思想的理解，已完全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特别是利玛窦传统的影响。

　　与牛津学者的交往，也为他提供了跨学科的视角与资源。例如，在《中国圣书》第一卷中，他插入了牛津天文学家普利查德绘制的一张公元前2300年中国可见星图，用以与《尚书》中所记载的星象相互验证，以此证明《尧典》的真实性。他还与当时在牛津求学的日本佛教著名学者南条文雄相交甚笃，这为他进入佛教研究也助力良多。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