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交织的理论图景——评《中国古代戏曲叙事理论史》

    ■王潞伟

    中国古典戏曲作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体系之一，其艺术形式与理论体系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然而，长期以来，戏曲研究多集中于文本文学性、声腔音乐性或舞台表演性等某个特定领域，对戏曲叙事理论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建构始终不足。刘二永老师的新著《中国古代戏曲叙事理论史》以“叙事”为核心线索，通过“历史之变”与“逻辑之变”的双重视角，系统梳理了元明清戏曲叙事理论的演变轨迹。这一研究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戏曲理论史领域的某些不足，其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更为传统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面对西方叙事学的强势影响，该书并未简单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做法，而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出发，通过对历史、诗词、小说等领域的叙事批评进行深入考察，提炼出符合中国古典艺术思维的“叙事”概念，并将其运用于戏曲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不仅避免了“以西释中”的理论偏差，更揭示了中国古代戏曲叙事理论的独特体系，彰显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在对“关目”内涵的历时性考辨中，指出元代以“故事”为核心，明代扩展为情节、情节组织、关键情节等，清代则衍生出“舞台亮点”的新义。这种对术语的谱系学考察，既避免了概念误植，又还原了戏曲叙事理论的本土特质。

    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重构戏曲叙事理论的本土话语，为中西理论对话开辟了空间。如书中对“主脑”与“核心事件”、“关目”与“情节单元”的辨析，既彰显了中国理论的特殊性，又揭示了人类叙事思维的共性。这种立足本土话语的理论建构，不仅让中国戏曲叙事理论的独特价值得以充分彰显，更为实现多元理论平等对话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范例。

    在理论史撰述方面，作者未遵循传统的断代史或人物个案研究模式，而是创新性地构建了“历史嬗变”与“逻辑演进”的双维框架。前者以历时性视角勾勒戏曲叙事理论的发展脉络，后者以共时性视角剖析理论要素的内在逻辑演变。这种“纵横交织”的架构，既避免了线性史观的扁平化倾向，又突破了静态要素分析的局限性。

    在上编“历史之变”中，作者敏锐捕捉到元、明、清三代戏曲叙事理论的核心差异：元代聚焦于“事”（故事本体），明代转向“叙”（叙事媒介、叙事动作），清代进入体系化总结阶段。这种分期并非简单的时间切割，而是基于理论重心转移的深层逻辑。

    下编“逻辑之变”从叙事内容、叙事动作、叙事媒介三个维度展开，呈现出理论要素的动态演进。以“人物形象批评”为例，作者指出明嘉靖年间才出现人物塑造的自觉，明末形成性格刻画的理论雏形，至清代则发展出“行动元”这一兼具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分析视角。这种逻辑演变的分析，揭示了戏曲叙事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内在动力。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通过文献考辨与理论阐释的深度结合，构建了兼具实证性与思辨性的研究范式。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其一，以文献考辨为基础，注重一手材料的系统性挖掘。如对叙事理论中相关概念、术语进行深度挖掘，对其历时流变展开细致考据。其二，在文献研究中提炼理论命题，实现从具体考辨到规律把握的升华。如对元代胡祗遹“伎剧”观的钩沉，揭示了早期戏曲“以伎演剧”的叙事特性。通过解读祁彪佳的“境”论，揭示了戏曲叙事与意境美学的内在关联。其三，以创新理论视角突破传统认知，提出创新性解读。书中对《闲情偶寄》《曲律》等经典论著的阐释，往往能超越既有结论。如对李渔“结构第一”说的分析，指出其实质是“以舞台呈现统摄叙事建构”，这一观点打破了将其简单归类为文学结构理论的传统认知框架。这种文献与理论的双向融通，既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又赋予古典戏曲理论以当代阐释空间，彰显了方法论创新的学术价值。

    刘二永老师的《中国古代戏曲叙事理论史》以本土视角重构中国古典戏曲叙事体系，通过“历史嬗变”与“逻辑演进”的双维框架，既实现了戏曲理论史研究的范式突破，又为中西叙事学对话建立了具有民族话语权的学理基础，堪称中国古典戏曲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