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残善的底气，何以成为“哲学精髓”

    ■李宝山

    近读黄朴民先生《〈孙子兵法〉“廉洁，可辱也”所蕴含的哲学精髓》（《中华读书报》2025年9月10日第15版）一文，不禁疑惑丛生，故撰此文，以献疑请益。

    “廉洁，可辱也”出自《孙子兵法·九变篇》之“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前三点很好理解。第一、第二点“必死”“必生”，犯了执着的大忌，非性情之正，所以成了导致危险的弱点。孔子也主张“勿必勿固”（《论语·子罕》），既提倡“敬身为大”（《礼记·哀公问》）而摒弃“必死”的偏执，又提倡“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而摒弃“必生”的偏执，综合起来，即应该“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以仁义作为行事准则，不必非得如何。第三点“忿速”即急躁易怒，同样未得性情之正，很容易产生危害，所以《孙子兵法·火攻篇》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孔子也认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是一个人应该破除的“惑”。

    让人不解的是“五危”的后两点。《管子·牧民》不是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吗？《孟子·离娄上》不是讲“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吗？“廉洁”“爱民”这样的“善”举，怎么会成为导致危险的弱点呢？

    黄先生认为这体现了“杂于利害”的哲理，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正反两种因素，最优秀的事物也肯定有它的短板和软肋。比如就廉洁而言，廉洁之人由于脸皮太薄、爱惜羽毛、在乎名声，对手便可以四处造谣，让他坐卧不安、心烦意乱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就能乘虚而入给他以致命打击。黄先生指出这是《孙子兵法》的“另类思维”“超常思维”，亦即其题目中所标示的“哲学精髓”：“将‘廉洁’‘爱民’列入将帅的‘五危’之中，看成‘颠覆性’错误和罪过，就从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哲学思辨价值的永恒魅力。”

    我们可以看一个比孙子略早的历史案例，就能更好地理解黄先生的释读。晋献公的太子申生道德感十足，恰恰成了被人陷害的弱点。他的对手骊姬与艺人优施私通合谋，优施就告诉骊姬：“知辱可辱，可辱迁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国语·晋语一》）意即正是因为太子申生懂得羞耻，才应该羞辱他，受到羞辱他就会稳不住；而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本来就没有“秉常”，怎样都可以，就拿他没办法。孙子讲的“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也是同样的意思，即把他人的善当作他人的软肋加以利用，从而取得胜利；反过来说，我们也就需要时时提防自己的善成为对方可以利用的软肋。

    这是一种处事经验的总结，其道理类似于俗语所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它显示的是一个人可以坏到何种程度，一个社会可以糟糕到何种程度。在这样的博弈环境中，“善”是应该被利用、被欺辱的，因此行善需要行善者自己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为了博弈的成功，利用和欺侮“善”竟然成了可以光明正大谈论的博弈手段，这无疑使得行“善”的成本大大增加，行“善”的底气被摧残殆尽。这种摧残善的底气的行为，无非就是“成功学”或“厚黑学”，但不知为何被黄先生认作“哲学精髓”。

    杜牧在注解“廉洁，可辱也”一句时，也举了一个具体案例，即诸葛亮给司马懿送女装，以侮辱的方式刺激司马懿贸然出战。（《十一家注孙子·卷中·九变篇》）很显然，杜牧的举例牛头不对马嘴。司马懿禁不住羞辱而自乱阵脚，与“廉洁”无关，而与他“忿速”的性格缺点有关，所以诸葛亮送女装侮之，其计与“忿速，可侮也”相合，而与“廉洁，可辱也”没有任何内在关联。不过，我们从杜牧的错误举例中可以发现，“廉洁”品德和“忿速”性格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可侮也好，可辱也罢，都只是“忿速”性格的缺点，而不是“廉洁”品德的缺点。但孙子这句话以及后来的各种阐释，都将品德与性格混为一谈，从而貌似辩证地推论出“廉洁”品德的反面是可能会遭到别人的利用和欺侮。其实，“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都只能说明对手的坏，而不能说明“廉洁”“爱民”本身存在什么问题。

    “廉洁”“爱民”本身确实可能会辩证地发展到消极状态。“廉洁”本身的消极状态在于“水至清则无鱼”，即廉洁正直到了完全不近人情的地步，也就失去了为人之根基，而与社会人群绝缘了。人情是一切品德的根本，所以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并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因为其他一切人际关系都属于后天的、历史的建构，具有不稳定性，只有亲子之情是先天的、命定的，如果由于父子间的检举质证而动摇、斩断了人际间这唯一可靠的连接纽带，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信任的呢？ 如此，每个人就真成了一座孤岛了。“廉洁”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过于极端的“廉洁”会造成“水至清而无鱼”的被动局面。

    “爱民”本身的消极面则在于“偏爱”或“溺爱”。《礼记·大学》云：“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人们因为对孩子的偏爱，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缺点，容易不顾一切地“护犊子”。这是就亲子之情而言，扩展到“爱民”上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尚书·大禹谟》伯益指出“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即绝不能为了得到“爱民”的名声就纵容百姓为所欲为。在“爱民”作为主流治道传统的古代，这样的观点显得异常珍贵。

    由此可见，孙子这句话及其释读出现了两种错位。一是品德与性格的含混，从而把性格导致的问题错算到品德的账上。二是品德本身与对手的含混，把对手的坏错认作品德的缺陷，而实际上，品德本身的辩证发展完全是另一回事。

    苏格拉底说哲学是爱智慧（love of wisdom），成中英提出中国哲学或儒家哲学与此相反，是爱的智慧（wisdom of love）。（参见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页）此间分际，在于如何对待“仁”“知”二者的关系。爱智慧（love of wisdom）是以“知”为根本，爱的智慧（wisdom of love）则是以“仁”为根本。这两种关于哲学的判定，孰优孰劣，孰高孰低，一时难以说清，但我们应该达成共识的是：“仁”“知”二者的终极目标都在于生命的安定，所以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不是关于成功的学问。“廉洁”“爱民”之善，来源于己心对天下万民之生命的尊重，展现了一个普通生命可以达到何种高迈绝伦的精神境界——这才是真正的“精髓”。而像孙子那样，将善当作软肋，摧残善的底气，算计出“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的智谋——这不过是“精致”罢了，怎么会是“精髓”。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