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满目绿　载物须德厚

    ■于奇智

    成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天府之城，也是我常去的城市。只是如今与往昔大不同了，再也无法与苏天辅师面叙过往与今朝。现在去成都，去苏师家，所见仅仅是一张我非常熟悉的巨幅照片，那是2005年秋我为他拍摄的，地点是我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校园。苏师立于一棵榕树前，我按下了快门，便有了这张放眼满目绿的留影。而今，这棵榕树已长成大树。每当我路过，都会情不自禁地向天仰望，睹物思人。苏师对我的恩泽与关怀，一一浮现脑海。

    苏天辅（1922-2017），著名逻辑学家，曾为西南大学教授。苏天辅教授是金岳霖先生培养的我国第一代数理逻辑学者之一。改革开放之后，他是最早倡导和努力践行中国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现代化的主要学者之一，立足西南，面向全国，为逻辑学教学和人才培养贡献了毕生精力。在苏师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写我们的交往点滴，以寄感恩和怀念之情。

    苏门忝列沐春风

    1982年9月初，我考入西南师范学院政治系。第一学期开设了《逻辑学》课，任课教师是陈德煊先生。陈老师所用教材正是苏师参编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逻辑》，但我还没见过苏师。有一次，在全校大扫除后，我们年级在教室集合，苏师来讲话，对我们说：“我们做大扫除不是为了学校检查，而是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贵在保持。”声音柔和、字正腔圆，一口标准好听的普通话，沁人心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苏师，但他的音容笑貌从此留在了心底。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完全确定逻辑学是将来报考研究生的专业，但随着我对逻辑学课程的深入钻研，在比较几门学科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在读逻辑书时更有心得，尤其是读苏师《形式逻辑》、王宪钧先生《数理逻辑引论》时最受启发。每每读之，都感觉自己自由而快乐地翱翔于符号世界。于是，我开始横扫学校图书馆的逻辑书，并涉猎西方哲学书籍。经过这一番系统阅读和精神洗礼，我决定报考苏师的研究生。

    1986年初春，我参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5月中旬，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1986年9月10日上午，我与另外几位同门和导师苏天辅先生在哲学研究所兼资料室见面。苏师一开场便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

    话赠给我们，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没有追问。是啊！ 话好说，做则难矣。我心想，一定要时刻把它记在心里。苏师并没有阐述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更没有说明他对我们说这句话的理由，只是蒙太奇般跳到“培养方案”“逻辑问题”上，告知本学期要开设的课程，要求我们提高分析与综合能力，具体方法还得靠自己探索，尽快起飞。讲完这些，就散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导师见面会”，它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苏师弟子，入逻辑之门。

    研究生第一学期，苏师为我们讲授《形式逻辑研究》。苏师的课在西师三教楼三楼中厅旁边一间小教室上。倚窗望去，楼前绿色景致耀入眼帘。苏师一般坐着讲，把讲义和要用的书在一张课桌上列阵排云般摆开，讲授中时不时提问，我们讨论时，他往往闭目而听，待我们安静下来，放眼看着我们进行点评，语气总是苏式温和，从不强加己意。

    1986年，苏师特地邀请同门师兄周礼全先生来西师为我们讲学。讲演之余，周先生在他住的招待所平台上，为我们两个年级（1985级和1986级）的研究生做了一次座谈会，主要谈读书和写作问题。苏师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周先生谈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逻辑室近期主要目标是数理逻辑、语言逻辑、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他特别强调，个人的科研方向一定要考虑自身情况和中国情况，踏踏实实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选择方向；读一本书要反复而有意识地读，开研讨班，互相讨论，力求读懂；逻辑很像数学，因此，同类逻辑书不一定要读很多，关键在于选择两三本好书，不要太急，要读得很细，切忌粗读；要有能力直接阅读英文原版逻辑书。至于写论文，要发现问题。要发现问题首先就得好好读书、经常思考。

    周先生接着说，在研究生三年学习期间，须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之后要挑毛病，要综合。这与苏师的指导是一样的，苏师给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在一年级时训练我们的分析能力，二年级时，分析与综合并用。苏师与周先生一样完全继承了他们的老师金先生重分析的传统。

    周先生比苏师稍稍年长，苏师管周先生叫周公，周先生也叫苏师为苏公，他俩大概是同门师兄弟中关系最为亲密的，可谓情同手足。这次面对面座谈，两位先生探讨学问，再叙往事，仿佛重回清华时代。

    还把金针度予人

    要培养人才和接班人，打造一部精品教材是必不可少的。苏师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一直热情不减。他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教材理念”，那就是精品意识、真知灼见、掷地有声。

    我记得，1986年秋的一天，多位逻辑专家从全国各地来到西师，苏师当天很晚才从外地开会回来，次日就在师培中心参加《普通逻辑》修订版讨论会。会议期间我发现，其他专家特别敬重苏师。专家们彼此尊重，大胆吸收高见，又三思而行，以期精益求精，每版必新。这部教材曾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教材一等奖。

    在重视精品教材编写的同时，苏师还组织几位专家翻译了柯丕《符号逻辑》。这本书作为教材，其优长在于既不失理论严整性，读者也容易读懂。周礼全先生写了精炼的“中译本序言”，其中有句这样的话：“作者不仅‘画得鸳鸯予人看’，而且‘还把金针度予人’。”可见，苏师与周先生都很推崇柯丕这部教材。苏师送了我一本，我如获至宝。

    苏师和诸位专家所处的时代百

    废待兴，大学基础教育几乎是重新开始。苏师敏锐地看到了时代所急需，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上。苏师曾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张巨青先生的信中说：“我的课始终那么多，科研时间始终那么少，奈何！”由于在打造教材方面精力倾注过多，加之教学任务繁重，苏师个人的学术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尽管他在逻辑学、中国哲学、佛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独到见解，可惜未能以论著方式系统地展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2000年8月，苏师年近八旬时，出版了一部挺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著作《人类重要逻辑命题》（湖北教育出版社）。该书选集一些古今中外重要逻辑命题加以连缀编织，但不是一部逻辑学史教科书。书中既有命题原来的例证，也增添了一些新例证，重新激活命题，使之变成有生气的思想，与此同时，此书守住了逻辑学的科学性。在逻辑学史领域，苏师这部书体量虽不大，却扎实而不空洞，因此是有相当高度的。苏师发现，中国著名逻辑学命题集中在春秋战国时代，但未能形成像西方逻辑学那样的推理系统，“逻辑

    学应用”胜过“逻辑学理论”。在此方面，中国与西方体现出了巨大差异，因此，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现代逻辑（学）”。可以说，《人类重要逻辑命题》是逻辑学史园地开出的一朵奇葩。

    也许正是这本书的写作，令苏师的逻辑观更加清晰、更加成熟，遂有《试说中国古代的逻辑》一文。该文一开始便提出：“在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首先区分“中国的逻辑”与“中国逻辑”，还要区分“逻辑”与“逻辑学”，这既是一种逻辑（学）观，也是一种哲学观。苏师赞同周礼全先生的逻辑学定义：逻辑学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进而指出：“逻辑学既以推理形式为研究对象，那么，推理形式就应当是逻辑。”中国古代既没有发达的认识论意识，也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与逻辑学意识。苏师沿着这一学理思考下去，得出的明确结论是：“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没有逻辑学。”这是对金岳霖先生逻辑观的继承与推进。

    梦境醒来照眼明

    2019年3月29日，早上醒来，前晚的梦境非常清晰地浮现于脑海：我正在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场大约30人左右。会议接近尾声时，苏师身着他那标配的灰色中山装出现在会场，与我们微笑着打招呼。我走到了他面前，热情握手问候，好像又是一次久别重逢。可不一会儿，苏师在一位同学搀扶下离开会场，还有几位学生陪伴左右。他们行走在我很熟悉的西师圆顶食堂那条大道上。我却原地不动地站着，望着那渐渐模糊、直到消失的背影。

    这是苏师过世之后一场非常清晰的梦。这场梦让我忆起苏师曾经行走在西师校园的风采。我在西师读研究生时，苏师为第二学士学位班讲授《逻辑学》，一教楼1107教室很大，我每次都从系里借取带音响的双卡录音机，带到教室当扩音器用，以便苏师上课不用那么费劲。苏师语速快慢有致，节奏缓急适度，板书时绝不拿着讲稿或书本，一切都了然于心，把装在心里的逻辑要点和例题像织布机那样编织在黑板上，然后转向学生详细讲解、推理演绎，互动性很强。黑板写满了，同学们笔记也做好，苏师再一行一行地慢慢擦掉，绝不扬起过多粉尘。

    我完整地听了他的第二学士学位班逻辑课，这对我日后教学工作帮助极大。

    我不在苏师身边的年月，我们会不定期通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但主要还是学术问题及其现状，当然还有教育问题，比如怎样传知怎样育人。后来，苏师行动迟缓了许多，思路与表达不如之前清晰，也无法长谈。此时，我就开始担心、忧虑。

    2014年七八月，我在重庆师范大学参加孔子学院总部为期40天的中方院长岗前培训，特意提前到重庆，然后去成都看望苏师。当时，苏师住院，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他无法认出多数来见他的人，进食也成为难题。我去成都看他之前知道了这种情况，心里非常难受。邱老师说，苏老师听说奇智要来看望他，今天精神特别好，还吃了两块小蛋糕。

    那天，我们师生俩几乎像往常一样无话不说，他说他最终输在腿疾上，还特意提到，在清华读书时，不管春夏秋冬，都坚持站桩，冬天甚至穿着单裤站，久而久之，伤了膝盖。“文革”中，腰被西师红卫兵打伤过。

    他讲起“文革”后去北京看望久违的恩师金岳霖先生。我从苏师口中知道的金先生，既慈祥如父，又让苏师生敬畏之心。苏师总怕在金先生面前说错话。金先生一句“你别说，让苏天辅说”就让苏师感到忐忑。据我自己的切身经验，当学生难免如此。那时，金先生招研究生一般只招收一名，上课是一对一，课上你来我往，作为学生的苏师当时一定感到每堂课都在经受艰苦的精神修炼。苏师特别希望来蹭课的沈有鼎先生多发言，自己少说少犯错，而金先生认为沈有鼎先生在打岔，往往制止他发言。

    苏师曾对我讲，“文革”后，金先生四处打听他。师生俩在十年浩劫之后相见，自然欣喜又感触良多。金先生问起老友雨僧（吴宓）先生在西师的情况，苏师讲了吴宓先生悲惨的遭遇，金先生听后突然一言不发，刚才师生久别重逢的畅叙场景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苏师只见金先生清瘦的脸庞已经挂上两行泪珠，他好一阵子讲不出话来，感到在老师面前说了“错话”（场合不宜的话）。

    住院几乎成了苏师晚年常态，身体每况愈下。2017年10月13日深夜，苏师走完了他的一生。苏师，您为逻辑而生，为教育而来。您过去常说，风雨晨昏，天马行空，教书育人，乐此不疲。可以说，您以言传身教开启了一个薪火相传的美好时代。而今，愿您在恢宏的天堂安好，与金先生、沈先生、周公等师友团聚，再创一个新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