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四”为源头活水

    宗璞说北大有两个大侠，一个是郝斌，一个是严家炎。北大师生则说，严老师人如其名，是“严上加严”。固是笑言，但翻开《新文学小讲》，虽属“大家小书”之一册，不过二百来页，“侠”与“严”的气质却丝毫不减：二十余篇文章，篇篇说理严密又切中肯綮，在愈发复杂聒噪的当代评论场域中，依然能辨清来处，回归“五四”历史语境，廓清众多混淆之处，力为新文学一辩——不亦侠者乎？

    严家炎先生在该书《小序》中说明，这本小书是在“五四”百年之际，以“五四”新文学为主题编选的。全书分三辑，第一辑为文艺理论和批评，又可略分为两部分，前半专谈“五四”，后半谈文艺批评及其方法论；第二辑为作家及作品论，谈及鲁迅、废名、穆时英、老舍、唐弢等；第三辑篇目不多，多乃记人之作。“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绕不过的大事，而对包括严先生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亦是绕不过的话题，更成为基础的思想框架，对“五四”的观照与理解方式，往往关涉、影响其文学观与方法论的生成。全书的体例，有意无意间呈显了这样一条思想轨迹。

    书中“五四”诸论多作于世纪之交，最早一篇是1989年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感》，但往前溯，症结更早乃源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文版1986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在书中提出一个相当激烈的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与危机，流弊延宕至后来的“文革”。这一反主流文学史叙述的立论一度引发一系列争议，但其实也涵括在告别革命后重估一切价值、重写文学史的整体背景框架中，固有激进之嫌，却也促使人们重新去反思“五四”与传统的关系。严家炎先生关于“五四”的数篇文章即建基于此。须看到，这是在“五四”激情消退数十年后，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一个全新的文化场域中，对其进行更为冷静、准确的考察与判断，具有着鲜明的当下性与问题意识。

    面对当下争论，严家炎先生回归历史现场去找答案。他把整个《新青年》（从1915创刊的《青年杂志》到1923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季刊》）通读了一遍，从史实出发，明确提出所谓“‘五四’全盘反传统”站不住脚。拿所谓“新文化运动口号”——“打倒孔家店”来说，这句话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为主流叙述后，仿佛成为新文化全面反传统的“铁证”，但其实原本出处只是胡适给吴虞信中的一句戏言，说吴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且原文并无“倒”字。一字之差，大相径庭——其实只要仔细读过这批原始材料，就不难发现，新文化诸将们并非以孔子本人为矢的，更未全面否定儒教，甚至还在多篇文章中肯定了孔子学说的价值。他们所反对的乃是维持了封建社会统治数千年的孔教三纲，尤为切急的原因是其依然与当下“共和”政治相勾结，制造种种倒行逆施。这是共和的危机，更是思想的危机、中国文化的危机。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要彻底割裂传统，陷传统于危机当中，相反，它本身就是从传统中走来，是在传统深陷危机之时被“召唤”出来的。严先生就曾以专文详细论述了“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立于新旧之间，对于传统学术文化，他们不是彻底割弃，而是用科学方法、现代眼光来重新整理、厘清其核心与精髓，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皆有相关著述。因此竟可以说，在传统文化被窄化、僵死之际，正是“五四”使它在扬弃中获得发展的可能。

    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伟绩“文学革命”，严家炎先生也辨清了一个时常为人混淆的问题，即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这也曾是“全盘反传统”的另一“铁证”。严先生考镜源流，全面观照陈独秀其人思想资源，以信服的证据言明，此“古典文学”并非古代文学，而是西方文论概念中的古典主义文学，落在中国，便是骈体、前后七子、桐城派等复古、仿古、拟古文学。事实上，非但陈氏对传统文学之菁华不吝赞美，放眼向后观新文学数十年，不少成功的创作实践亦脱胎于和传统的紧密联系。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所倡导的从事实出发贯穿着严先生的整体立场，当对历史秉持谨严、负责的态度时，关于“五四”的一些激烈观点，就显出其断章取义、观点先行的漏洞。而严先生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捍卫新文学，并非意气所致，而是建立在大量史实基础上，避免让后革命时代的争论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四”固然也有过激、偏激之处（如提议全面废除汉字等），但严先生指出，可贵的是其内部存在着自我纠偏机制，多元的观点相互制约，最终牵引其行驶于正确的轨道上。或受此启发，严先生在写于上世纪末的《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多么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这也是严先生走过整个20世纪、经历特殊年代畸形文化生态的经验之论。在接下来几篇探讨文学批评的短文里，他无不以求真、求实、多元并存、破除专制作为批评的准则与题中之义。这正是“五四”的精神遗产，面对历史与当下的新问题，它依旧未褪去真理之光泽。

    严家炎先生另一重要学术成就是对新感觉派的研究，曾编过《新感觉派小说选》和《穆时英全集》。《穆时英长篇小说追踪记》一文即《穆时英全集》编后记，严先生详述了和李今女士寻找穆时英一部佚失长篇小说《中国行进》的过程，虽最终未果，但由此发掘出其一系列遗失作品，进一步扩展了新感觉派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版图。严先生很早就关注到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精准把握到以穆时英、刘呐鸥为代表的海派文学吸取西方现代文学表现方式，对建立在半殖民地基础上、畸形的中国现代都市及现代人情感结构的刻画；但他同时又破除了现代主义属海派“专利”的刻板划分，在其他流派的文学中，捕捉到现代主义的闪光。如被目为与海派对立的、以学者为主要群体的京派文学，严先生通过对废名、林徽因、沈从文尤其是早期汪曾祺的多篇作品进行分析（《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强调它们在意识流、心理分析、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实验，指出京海两派在文学现代性上的殊途同归。还有对以写实著称的老舍，严先生也以专文对其风格独异的小说《微神》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从象征主义的层面上进行解读。严先生多年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不同流派如同一个个横向的剖面，展现出西方现代主义移植中国后所呈显的种种不同面目，而这些最终内化为中国新文学的多元面向。

    书中还有诸多创见之处，不一而足。从文学史实出发，秉持多元立场，广泛吸收，是这本小书给读者的深刻印象和启示。在《小序》中，年且九十的严家炎先生自陈，自投身现代文学研究教学以来，“对‘五四’新文学的探索和研究从未中断，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历久弥新，这或许是我对自己最为满意的地方”。诚如斯言，以“五四”所发扬的科学理性精神为源头活水，学术研究方能获得鲜活、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