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作家就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

    ■李钧

    由吴义勤策划、谢有顺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2018年起由作家出版社陆续推出，意在纠正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以及由此造成的“越来越忽视作家论意义的趋势”，因为在谢有顺看来，“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主编说明”）我深以为然，并在拜读过这套丛书的部分著作后，觉得作者群的确当得起“素有研究”“年轻、锐利、常有新见”。而我之所以格外关注马兵的《北村论》，一方面因为北村作品固然存在种种“先天性”不足，但“仍无法遮掩《施洗的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所显现的精神标高，也幸亏有了像《我与地坛》《心灵史》和《施洗的河》这样的作品的出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才显现了不一般的精神高度”（文能《一部小说和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另一方面，马兵的本科论文即以北村为研究对象，此后20年跟踪北村从“技艺先锋”到“精神先锋”的蜕变过程，马兵因之阅读了大量宗教哲学、文化神学著作，故而可谓北村作品的真正解人、精神知己和深度对话者。

    《北村论》还原了北村在新启蒙时代的文学觉醒过程。1965年出生的北村幼时所读皆彼时样板读物，直到在同学的叔叔的阁楼上读过东欧和苏联小说之后，方才明白“那些小说才是真正的小说”；初二时阅读鲁迅《好的故事》，立即“被这个作品震惊了，当我从梦中渐渐苏醒过来时，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文学，和它那无法抗拒的魔力”；北村1981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接触了各种时髦的文艺理论和方法论，遂脱离了十九世纪文学趣味，“对托尔斯泰也没兴趣了”，“渐渐发现了福克纳的矛盾、海明威的英雄主义、川端康成的颓废、乔伊斯的呓语和卡夫卡的象征的魅力，这是一种危险的试探——来自深渊的力量是黑暗的，我好像第一次发现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同时也发现了人居然有这么坏，更致命的是我还接受了这样一个教训：因为人类无法改变现状，所以这种绝望是可以接受的。我立刻获得了一个孤儿的地位，感到茫然无措。”可以说，“孤儿”意识就是一种孤往的探索意识，是自我启蒙与精神觉醒的标志。

    北村在1980年后期至1990年代初创作了“××者说”系列作品，并因此被定位为先锋文学主将，苏童更是称许他为“真正的先锋派”。然而北村却对“先锋”的标签敬谢不敏，在以《构思》等作品向乔伊斯、福克纳、弗洛伊德致敬之后，毫不犹豫地走向格里耶、卡夫卡、博尔赫斯，走向了美学叛逆和迷津叙事，反抗传统，拒绝和解。但是，与怪物战斗的人必须小心自己也会变成怪物，“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彻底反抗传统，很容易令人走向荒诞与虚无。于是，“如何使自己、文学乃至人类得到救赎？”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北村论》诠释了北村走向文化神学的心路历程，让人对北村及其作品产生“了解之同情”。人生，需要终极价值与意义确证。将旧世界夷为废墟、碎成齑粉，也并非“后现代”的目的，只是为“重建”奠定崭新基础。北村敏感观察到，1990年代整个中国小说界一度因为“解构”大潮而陷于意义匮乏的“精神疲软”状态，呼唤写作者要具有“准确有力的人格力量和对生命及存在做终极体验的形而上的魅力”。他一方面“内心深处已经厌倦了后现代主义那种将一切都平面化的写作方式，甚至有一种想回到现代主义梦想里的愿望”（北村《今时代神圣启示的来临》），另一方面又拒斥“个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因为“放弃人格的唯一结果就是产生动物的感受，苍白的文字，里面似乎什么都有，动人的故事，优美的语言，缥缈的文风，唯独没有心灵的质量，这就是它不会让人感动的原因。我把它称为无耻的文学”（北村《信仰问答》）。艺术并非自足的——“诗所寻找的是美和安息，也许诗人们已经找到了美，但他们没有找到安息，我可以从无数作家的自杀中找到证据，来说明这一种失败。美和安息之间是否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以至于诗人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感到无法忍受？……诗人们存在地上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他们果真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自己吗？”（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他无法排解自己的精神痛苦，无法回答这些“天问”式的命题，甚至几乎因此而走到了自杀边缘。由于种种机缘，北村开始与朱大可等人研讨文化神学、钻探人的深层精神需求，并走向了宗教哲学、文化神学。

    其实夏志清早就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着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如果说《施洗的河》《安慰书》是北村信仰探索挺进时期的代表作，是其绝望之后的复活之书；那么读者只有在理解了北村的信仰之后，才能理解他“背对着文坛写作”的立场与态度，才能理解《老木的琴》《我上和帝有个约》关于灵命长进的书写价值；北村撕下了贴在身上的“技艺先锋”标签，进而因“神圣叙事”而升格为“精神先锋”，他在“后现代”之后，为自己也为人类寻找生命信靠和终极意义，为暗夜中的行者点亮了一盏“归家”的灯。

    一个学者从选择研究对象开始，就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高度。马兵本科论文即以北村小说为研究对象，《北村论》则是其20年持续关注北村的成果结集。《北村论》不仅使人们通过北村这样“一个好作家”读到了“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而且试图回答“贫困时代，诗人何为”之问，引领人们走向通往真正的生命哲学与终极信仰之路。——也许《北村论》将会成为“后启蒙”或“再启蒙”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