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营救许广平？

    ■陈漱渝

    唐代王维《酬张少府》诗中有一名句：“晚年唯好静。”已届耄耋之年的我何尝不愿如此？ 但某些人就是偏偏不让我心静，甚至可以说是有意拱火，让我不能己于言。我是专指那些网络造谣者。造谣是一种构陷，不能等同于不同的学术见解。对学术歧见理应尊重、宽容、保护，对谣诼诽谤则应该揭穿，斥责，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鲁迅《南腔北调集》中有一篇《谣言世家》，说明造谣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可以用谣言杀人。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愚弄，让他们分不清哪句是假话，哪句是真话。最近盛传一篇网文，题为《许广平为何大骂周作人》，大意是指责许广平不厚道：自己独吞了鲁迅版税这“一笔巨额收入”，却苛待鲁迅原配朱安；既受惠于周作人，却又翻脸“怒踩周作人”。文中写道：“许广平曾被日本人抓捕入狱，被折磨得不轻，是周作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托人救出来的。”这就是说，许广平是一个以怨报德的小人。以上援引的两句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是假。这就是造谣者的惯用伎俩——真伪杂糅。非关键处谈句真的，权当烟幕；要害处说句假的，以实现其不良企图。用真实性掩盖欺骗性，目的是增强谣言的迷惑力。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美国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揭开序幕。同年12月8日，日军开进上海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当时日方宣称此次作战目标是英美，对中国人予以“优待”。但12月15日凌晨5时，许广平却作为抗日分子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整整拘押审讯了76天，其间遭受了十余次电刑逼供，及其他人身侮辱，但始终坚贞不屈。郑振铎在《遭难前后》一书的序言中，称颂许广平“以超人的力量，伟大的牺牲精神，拼着一己的生命，来卫护着无数的朋友们的。这是一位先驱者的大无畏的表现！ 这是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精神的实际！”

    许广平遭难的同一时段，那位被网络造谣者同情并称颂的周作人又在做什么呢？1941年年初，周作人被汪伪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在沦陷区的伪政府中是一个要职。许广平被捕的第二天，即同年12月16日，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他呼吁“身为东亚民族的人要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因为对日本的“协力就等于自助一样”。（讲稿载1942年1月《教育时报》第4期，题为《日美英战争的意义于青年的责任》）1942年元旦，他又发表了《新年致辞》，宣称在沦陷区，一切的政治、治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汪伪汉奸政权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提高。（见同刊同期）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新加坡，周作人在《教育时报》第5期发表《东亚解放之证明》一文，扬言新加坡陷落是“对东亚之解放”，“这解放是于中国如何有益”。就在许广平被日本侵略者用皮鞭抽打，被马靴狠踢时，周作人正在跟日本侵略者觥筹交错，把酒言欢。他宴请以及邀他赴宴的有日本驻华被派遣军参谋长安达，汉奸王揖唐、钱稻孙，日本大使馆官员土田，日本海军中将河濑，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重光葵等等。这些劣迹都一一白纸黑字地记录在历史档案中，从而也将周作人牢牢实实地钉在耻辱柱上。笔者认为，周作人此前此后的文化贡献是一回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投敌附逆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那么，许广平究竟是如何出狱的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广平尽管被严刑拷打，反复审讯，但从她口中始终逼不出日本侵略者需要的口供，迫使敌人只好让许广平取铺保走人。许广平唯恐株连中国商人，坚持请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保释。许广平在《遭难前后》一书中写道：“内山先生，作为一个店铺，他有资格给我帮忙的，只要他肯。而我，却是借此向日本人作一个无言的答复，他们拘禁我，岂不是当我有罪？ 但是今天来作保的也还是日本人，也还是由他们来承认我没罪了，这是我的另一种意思。”1942年2月28日下午，内山完造带着书店的中国店员王宝良同来作保。三人相见，不禁都泪如雨下。同年3月1日，许广平终于获释，当天正值阴历元宵佳日。所以营救许广平这件事，跟周作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为了让读者鄙薄许广平，同情周作人，这位造谣者还说：“建国后，周作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微薄稿酬”，“苟且偷生”，而许广平却凭借鲁迅的光环成了政府高官，“威风八面”。

    这里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谁把周作人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二，许广平是否“威风八面”？

    周作人是1945年12月6日被国民党中统逮捕的。1946年11月16日，经国民党政府高等法院判决，以“通谋敌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1947年12月19日改判有期徒刑十年。1949年1月26日，因人民解放军即将攻占南京，周作人于同年1月26日经保释被放出南京老虎桥监狱。这就是说，周作人的汉奸罪名是国民党政府法院审定的。如想平反，得向审定的法庭抗辩申诉。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六千字的信，请转告毛主席一阅。1951年2月，周作人致函周扬，又附去致毛主席信的抄件。毛主席看后说“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作人靠个人的稿酬生活。那时生活费低，稿酬相对不低。1954年12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从1955年起，每月预支周作人每月二百元稿酬。1960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预支稿酬增至每月四百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种待遇自然随之取消。不过，周作人还会有一点其他收入和友人馈赠。当然，周作人家日常开销也大，有时入不敷出。但开销是一件事，稿酬是否“微薄”是另一回事，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从1955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一级到二十四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行政级别三级以下工资均有所下降。当时城市居民每月平均生活费只有八九元，三四十元的工资能养活五口之家。作家中，丁玲属于行政七级（相当于副部长或更高），但她从没有领过，全靠稿费生活。“文革”后平反，才按每月341元发工资。1956年，冰心被评为文艺一级，月薪为345元。至于笔者，1962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一直教中学，工资是54元，教大学的同学则月薪56元。所以，周作人是否收入“微薄”，持客观态度的读者是不难判断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关于许广平跟鲁迅原配朱安之间的经济关系，我在《许广平传》以及乔丽华《朱安传》中已有详细说明，故不赘述。至于许广平的声誉，当然不能说跟她鲁迅夫人的身份毫无关联，但首先必须看她是一位有着独立人格和独立事业的新女性。她跟鲁迅相濡以沫的十年中，鲁迅创作的成果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此中也凝结了许广平的心血，因此她的生命已经融入了鲁迅不朽的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广平继承了鲁迅的遗志，以反侵略、反独裁、反内战的妇女领袖现身。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出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要职。她本人业已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作，至少有九十八万字。所以，许广平并不是伟人卧室里可有可无的花瓶，并不是凭借太阳发光的月亮。

    有人可能会追问：应该如何准确区分造谣构陷跟学术失误的界限？ 我的切身体会是：学术性失误是由于知识欠缺、记忆模糊或疏忽大意造成的，鲁迅著作中也偶有失误，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谣言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编造。谣言家和作伪者往往是具备相关知识的。前些年，书画市场发现了许多启功书法的赝品。有人告诉启先生，启先生的回答是：“他们写得比我好。”这既表现了启先生的幽默，同时说明制造赝品要有一定的功力，否则就达不到欺人蒙世的目的。学术性的失误，只要自己发现或经人指出，就会公开澄清，消除负面效应。“然而谣言家是极其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鲁迅：《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因为谎言家造谣是另有目的，所以乐此不疲。特别在当下，造谣者出于特定动机，往往利用网络灵活无序的特点“编造”或“再造”事实，伤害个人，伤害群众，伤害社会，伤害国家。因此，我们不但不能信谣，而应该根据各自的知识优势在不同场合辟谣，共同营造一个洁净的文化氛围。我在学生时代就牢记捷克反法西斯斗士伏契克的一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