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之迹》：区域文明化及早期社会形态演进

    长江下游环太湖及其邻近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对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明的揭示，为探索中国文明五千年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有关该区域的古文化、古人群、古环境及古文明的发展状况曾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也成为区域文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厦门大学付琳博士近著《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一书，便是近年来对“江南”地区大“时空”描绘，以独有的研究范式探讨区域文明化及早期社会形态演进的精心之作。从书名来看，不免让人误认该书以东周吴越历史与考古为内容，讨论吴越时期的社会形态。打开该书目录，才知晓书名中所提“早期国家形态”是在一个宏大的叙事中完成，从良渚文化到吴越文明，跨越3000年的历史时段，从“江南”扩展到“东亚陆海边疆”，将江南置于十分宏观的视野中考察，最后从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出发，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认识。

    通读此书，从框架、内容到研究思路，好似一幅描绘江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工笔画：运用“白描”手法构建区域时空框架；以“烘染”技法让区域社会复杂化得以呈现，并以跳出江南看江南的宏观视角来揭示区域文明进程的特征；以“点蕊”之笔窥探区域文明的动因。这种“全景式”的描绘方式，给我们带来了一幅技法工整，形象饱满的历史画卷。

    该书立足考古学材料，在厘清时空范围的基础上，探讨江南地区从良渚文化至吴越文化的谱系关系，全面而系统地构建了区域文化演进的时空框架。关注各类遗存的来龙去脉之外，亦看重江南自身“土著”文化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生的重要影响。作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和周代的吴越文化是先秦时期江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两次高峰，是区域土著社群建立早期国家的起点与终点。该书对太湖及邻近地区吴越文化产生之前的晚商时期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提出了“南山类遗存”与“花山类遗存”两种，前者与闽浙赣邻近地区联系更为紧密，而后者在继承马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较多受到湖熟文化的影响。文化因素及其演进特征分析后，作者认为良渚文化结束之后环太湖地区的土著文化类型一改此前相对封闭状态，开始吸纳区外文化因素逐步开始中原化的过程。依目前考古发现及地理环境特征等来看，该书对此类问题的讨论具有积极意义。

    付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江南地区两周时期墓葬研究》中，对该地区墓葬出土器物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建立起器物演进序列，并从墓葬特征及随葬品方面对吴越文化墓葬进行了区分，其工作对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该书中，作者以宏观聚落、城址、墓葬及祭祀等构成研究社会复杂化及国家化的考古学手段，这种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居址与墓葬等级比较相结合，物质层面与认知层面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有效地揭示了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轴线，为读者刻画了清晰的历史场景，构建了区域社会复杂化与国家化过程的考古学研究模式。书中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组织与国家形态进行了有益探索，如作者认为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时期的大部分社群之间都存在连结关系，其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而连结，良渚社会应是神权凌驾于社会权利之上，而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社群长时期占据良渚文化宗教神权的上游地位，引领良渚文化其他社群政体；钱山漾类型、广富林类型、马桥文化时期，区域内罕见本区原有的“精英”文化内容，社群相对松散，处于简单酋邦阶段；晚商时期区域再次出现社会复杂化加剧的动向，西周前期吴国的建立，是华夏王权国家形式进入江南地区的开端。这些认识无疑对深刻揭示区域社会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立足东亚陆海边疆，以更为宏大的区域文化互动视角来观察“江南”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揭示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及其演进的动因。区域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同周边地区的接触与互动，而这种互动不仅仅集中于文化层面，在社会制度、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借助考古学大时空维度的优势，以时间的大尺度、空间的宽视角来探讨江南地区文明化和国家化进程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该书将江南放置于东亚陆海边疆的视角下，以区域互动的研究方法，尝试寻找社会发展背后的内在动力。正如作者所言，晚商以前环境、经济和认知系统的变迁对于本区文化演进与文明变迁的影响最为深刻；晚商以后，跨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则开始逐渐左右着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演进、分布格局及其背后的文明变迁大势。作者认为江南地区原创的玉礼器对华夏礼制的形成存在启发和促进作用，自良渚文明之后，其玉礼器功能发生了转化，逐渐融入华夏礼器系统，成为华夏祭祀礼仪中的重器。稻作农业、成熟的原始瓷制造业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学者探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时，多认为良渚文明之后，区域社会存在“断裂”状态，文明的“延续性”受到质疑。从江南地区区域文化发展来看，良渚文化之后所见的钱山漾类型到马桥文化时期社会结构相对单一，但良渚文化在区域内的影响依然深远，特别是以玉琮等为代表的玉器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礼器加以使用。刘庆柱先生在其《不断裂的文明：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一书中指出，礼器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物化载体。良渚之后的广富林类型就有多件玉琮发现，说明良渚之后，玉礼器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之外，在区域内仍有文明基因的延续和传承。可以说，以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就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重要历史见证。良渚文明之后，吴越文明的产生一方面深受中原周文明的影响，自身环境与文化根基使其不断进行华夏化的融合过程。吴越文化墓葬中所见仿铜原始瓷礼乐器，是对中原礼制的融合与创新，正如作者书中所言：“吴越两国得以在东南地区率先崛起的根本原因，亦在于他们在‘华夏中国’与‘四方万国’的差序格局体系中，相对于百越地区存在着传统的区位优势”，也正是因为其根植于区域文明的沃土之中，才促进了区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通读全书，受启发之处颇多。但学术探索无止境，该书中有几处可做进一步讨论，如区域文化互动研究中，除了关注中原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之外，还应关注江南地区在接受华夏化过程中的自身反应，特别是在物化层面的表现；书中对良渚文化之后吴越文化之前的考古遗存探讨仍显不足，这当然与目前诸类遗存考古工作不充分有关，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充实这一阶段的考古研究。总体来看，《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一书在揭示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特别是对良渚社会与吴越社会的深入分析方面，给读者以清晰的认识。时间序列的细致分析，文化圈互动的宏观比较，使得区域文明研究脉络经纬交织，描绘出的历史画卷有血有肉，使人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