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大运河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大运河纵贯南北，绵延数千里。其中，北京段大运河不仅是这一伟大水利工程的北端枢纽，更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舞台。

　　永济渠畔启交融：多元汇聚的早期序章。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朝廷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这条运河的北端涿郡，治所即今天的北京西南一带。唐代，幽州（今北京）既是抵御奚、契丹的军事重镇，也是胡汉商贾云集之地。运河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流动的人口与多元的文化。辽金时期，北京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跃升，先后成为辽南京与金中都。这种从地域性中心向国家政治中心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族交融。辽代契丹统治者承袭前代水道基础，部分疏通了运河，以转运“南京”军民所需。金代则正式以中都为国都，为解决漕运问题，开凿了由中都城至通州潞河的闸河。特别是金灭北宋后，将汴京的大批文物、典籍、工匠、乐师经运河北迁至中都，汉人工匠与女真统治者、渤海人等在中都共同经营建设，极大地推进了文化融合。可以说，隋代开凿的永济渠及后续实施的相关运河工程，为北京日后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奠定了历史根基。

　　大都气象冠古今：元代运河与交融高峰。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郭守敬的规划，开凿了从通州直抵大都城内积水潭的通惠河。自此，江南漕船得以由杭州一路北上，直入皇城腹地。史载，通惠河竣工之后，“舳舻蔽水”，积水潭畔顿时成为“海外百货，山积云委”的繁华码头。这是一统王朝凭借运河之力，将国家政治心脏与经济富庶区、多民族聚居区紧密铆合在一起的辉煌创举。元大都是当时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大运河所输送的不仅是物资，还有各色人群与文化。民族交融的深化，必然催生文化创造的奇观。元曲，这一彪炳中国文学史的艺术形式，其繁荣便与运河带来的都市人口集聚、多民族市井生活情趣的碰撞息息相关。元大都在世界东方所展现出的包容气度与融合力量，深深镌刻于运河的碧波之上，雄辩地证明：畅通的交往渠道，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坚实支撑。

　　漕运命脉聚认同：明清时期的交融深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命脉”的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有明一代，每年经由运河运往京师的漕粮定额约四百万石，加之随船而来的大量商货，共同维系着京师宫廷、百官、军队及百姓的生计。清代沿袭旧制，并进一步强化了运河的管理与维护。大运河与北京的关系，由此进入“都无一日无运船，民无一日绝河音”的深度依存阶段。而这一庞大的物资流转过程，本身便是一曲由多民族共同谱写的团结奋进之歌。更为深远的是，大运河年复一年、润物无声地构建起人们对“大一统”国家的身体感知与情感认同。对京师百姓而言，运河关乎每日生计，各族人等共享开漕的欢腾，共受断流的困苦，在这共享开漕之利、共担断流之困的共同体生活中，日渐滋长出牢固的命运与共意识。

　　（《北京日报》8.10 史浩成 肖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