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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十分推崇以子产、晏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内外约束、节制审美的理论，很可能就是受到了子产、晏子等人的影响。这种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左传》塑造了子产与晏子的形象，所以，子产以“仁”为主要特点，常常用节制有度的审美行为体现着“礼”的精神，表达着“保民”与“修身”的愿望；晏子的节制存富之语，也与“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理论高度相似。
孔子自身的审美活动，始终围绕“克己复礼为仁”的“节制”原则展开，“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麻为布、纯为丝。周人以麻冕为礼，但孔子并未选择继承前制，因为比起形式，“仁”所催生的“俭德”更接近礼之“义”（精神）。缁布冠细密难成，不如丝冕节省，孔子灵活变通“礼仪”，具备合理性。“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孔子并不支持极奢极俭的生活（极奢极俭都有过分而失礼的倾向），但对节俭的德行大体持赞成的态度，这是因为“俭”比“奢”更接近节制的平衡。
孔子不仅倡导“俭德”，强调道德对美的关键作用，还提出君子“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其评判标准恰当，契合“中庸”不偏不倚的原则。“中庸”引入礼乐活动，使得社会秩序分明、氛围融洽，便导向了“中和”的审美境界。
所谓“中和”，主要以“中”为尺度，以“和”为理想价值。“礼乐之和”早在西周就已经出现。周太史史伯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此处区分了“和”与“同”：“和”是有秩序的协调，达成了“礼辨异”与“乐统同”的平衡；“同”则是无差别的叠加，难以显示出审美的趣味。所以，“礼乐之和”是更高明的境界。
《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记载孔子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里将“度礼中行”与“厚施行”“薄赋敛”结合，体现节制轻财、重礼保民的精神。孔子节制行为、中行合度的最终目的是达成“和”的理想：“礼之用，和为贵。”“和”与“礼”互为体用、中正适度的秩序以及对和谐境界的追求统一，都是孔子“中和”的价值体现，阐明了圣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和谐之美。
孔子试图对艺术进行“中”的规范，提倡通过美育达到社会和谐的终极之美。所以“中和”作为审美标准，常常被反映于“节情适度”“尽善尽美”“文质中道（彬彬）”等诸多美学命题或审美评价之中。孔子将作为道德内容的“善”与外在形式的“美”结合，强调美善合一、美善平衡，为中国美学的提升作出了重要的尝试，是对“中和”审美的发展。
“美”与“善”的“中和”，引申到人格领域即“文质中道（彬彬）”。孔子以射喻道，其道为中为正。“文犹质，质犹文”，君子修饰文采又言辞雅洁，品行端正且道德高尚，合中合礼、达到“彬彬”的适度与平衡，具有温柔敦厚的特质。孔子以圣人为理想，强调“君子”，将人格纳入审美领域。《左传》中记录众多孔子的评语，比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能补过者，君子也”等，均体现了“文质中道（彬彬）”的人格审美倾向。
（《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6期 郭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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