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开启的社会变迁

    若把1840年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变化作一综合回顾，不难看到辛亥革命前后数十年中国半推半就地走入“世界市场”，工商贸易盖过农业成了致富之本，机器生产，火力发电，纱厂、布厂、火轮、洋行、洋货店、银行……众多新事物进入城乡生活世界，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许多人失去了旧的职业，许多人得到了新的职业，“四民”身份不再稳定。

    “钱”比过去来得容易、消费水准和要求随之提高，不满足感比过去强烈。“发财”的念头使各类中国人开始接受“商品经济”的煎熬，不再安土重迁，不再苟足温饱，同时也开始烦躁不安，贫富差异在心理上势同水火。

    有学者说，“富强”的目标追求把中国当政者抛进了解不开的经济困局。在我看来，咎不在“富强”目标、为“富强”举事，而是当事者多“游行于利禄之中”(张簪语)，财政收支不透明，中央与地方明战、暗战不休，有权即能闹中分财劫财。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变了，可财富分配的合理规则迟迟没有出现，产生不了权威性的社会普遍共识，政权的合法性由此趋弱，则下面的结果就难以完全避免：“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

    回到辛亥革命前后数十年的场景中去，拂不去一个“乱”字：全社会纷纷乱乱，2000年来所未有。例如个人暗杀行为，历史上只在战国秦汉之际出现过，后则渐渐消声匿迹，到辛亥革命前后却突然盛行起来。原有的社会构成与秩序变了，新纲常却迟迟不见实地诞生。

    乱启示着一个更为深刻、更为沉重的课题：皇帝没了，从政治制度走向说，意味着中国历史越过了古代“帝制”这座大山，向现代“共和”另一座大山的峰顶攀行。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 王家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