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期杂文里的两种“大众”

    在鲁迅的晚期杂文中，总的来说出现了两种“大众”的形象，即“市民大众”和“阶级大众”。这两种“大众”以及它们之间的张力，确实是鲁迅晚期不断面对、始终要处理的问题，甚至是难题。

    与市民大众及其文化缠绕在一起

    “大众”首先构成了鲁迅的都市“生理学”的观察对象，这还不是在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上说的，而是意味着上海多重主体性的大众（及其文化）造成了鲁迅的“震惊”经验并进而成为他杂文书写中不能回避的时代图景。这样的上海大众既是现代文明的承载者，也是受殖民文化影响的人群，还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没落的一面。正是对半殖民社会大众的混杂性、多重性的具体意识，使得鲁迅的现代想象和规划区别于早先启蒙知识分子。“市民大众”无疑是鲁迅杂文最主要的潜在读者群。无论是发表的媒介，还是写作中的对话意图，都与这样的读者群息息相关。虽然越到后来，鲁迅对于上海“市民大众”的不满也越深厚，讽刺批判和斗争也越激烈，从《上海文化之一瞥》到《阿金》这样的杂文，表现得都很明显。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他又非常清醒地要跟这样的群体及其文化缠绕在一起，从没有简单隔绝了事或者轻易克服的幻想，而是进行近距离、挣扎式的“肉搏战”，甚至有时候他也会觉得无法处理。就像鲁迅在《三闲集·太平歌诀》里所说：“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一方面是出于对这样的不稳定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出于左翼政治展开中新的可能性的发现，鲁迅才有了对“阶级大众”的创造性的“翻译”与指认。鲁迅很清楚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能够产生自觉的阶级意识，这一“阶级大众”的凝结需要革命信仰和觉悟的灌注与锻造。这是晚期鲁迅在文化政治上的一种新的自觉。

    “这也是生活”

    引起学者们兴趣并不断争论的是，在鲁迅那里——首先是在鲁迅的文学/写作那里，这两种“大众”在文本里有没有达成和解？

    这里，我想引入个人印象很深的一篇文章，就是1936年鲁迅在病中所写的《这也是生活……》。其中有一段，讲他病中的一个夜里喊醒许广平去开灯，给他“看来看去的看看”。许广平问他为什么要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鲁迅解释了一下说“我要过活”。许广平最后也没去开灯，大概觉得黑夜里没什么好看的。鲁迅有点感慨许广平都不能理解他：“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病中夜里要向周围看一看，那个切近身边的周遭，就是自己生存和写作的环境。鲁迅写到，“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这里他对生命的欲求，对维系自己与存在、与周围日常生活连带关系的向往，都有相当的强度。鲁迅没有说要看什么伟大、特殊的东西，但这种特别强烈的“看”的渴望，是不是也透露出一点他与所置身的上海/租界语境的扣连性和对都市性的执着感？这种执着绝不是一团和气，因为下文马上又对那些宣扬“‘美容妙法’，‘古木发光’，或者‘尼姑之秘密’，但第一面却总有一点激昂慷慨的文章”的上海“精华刊物”开火了。但是对于鲁迅而言，置身于上海大都会环境中，那些混杂、变动、更新，也都是和“我”有关的，在实质意义上“这也是生活”，赋予了生活的形式，维持和接续了人们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更新。所谓“战士也有日常生活”，这是鲁迅常常说起的一个观点。这意味着斗争不是摆脱这样的日常生活，而是在辩证地克服市民社会的内部冲突中，发展出新的认同来。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就在那段对周遭事物的“看”之后，紧接着上升到远景的、带有一点乌托邦色彩的情境：“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感到那些和自己有关的、每天在打交道的上海市民大众和文化现实，不再作为这时代有活力的促使历史新变的激进因素，他很期待一次蜕变，渴求一种可以改变现有社会和文化格局的方式。但是具体到怎么将这种新的期待“着陆”与落实，发掘何种主体来承载这样的历史关系，鲁迅似乎还没有办法清晰化和明确化。

    于是，表现在文本中，就表现为一个远景式的、模糊的空间——“无穷的远方”的现身。而那个“无数的人们”的确带有较多“阶级大众”的意涵，但也不是一个当下的现实存在，不是上海空间里已然涌现、发掘出的群体。它更是一个召唤式的存在，在方向上指向了底层的、内地的、未命名的广大中国民众。

    所以，在鲁迅晚期杂文中，两种“大众”之间还是充满了张力的。至少文本中，“阶级大众”的主体还没有呈现为实体，没有获得充分的形式。

    （《社会科学报》5.27 张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