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两相安

    三年前我曾经说过，“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当时我73岁。如今我长了3岁，准备就更充分了。这三年来，我认识的人中不断有人告别，他们中很多是我尊重的长者，或者比较亲近的人。而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生死的距离也在重新丈量。悼念者成了被悼念者，就亲人来讲，原来是兄弟姐妹悼念母亲，近年轮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去年，我最亲近的二姐去世了。曾经像我父亲一样呵护我的导师，前年也走了，94岁已经是高寿了。不久前，我们北京大学医学部相继送别了徐天民副书记和出版社陆银道社长。还有韩济生院士的夫人朱秀媛老师，我一直与她亦师亦友，非常亲近，两个月前也离开了。他们与我年龄接近，他们的离开自然会在自己的意识中引起一些波动与感慨。倒是没有什么恐惧，只是每每引起我的感慨，人生真如白驹过隙。

    于是追问，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死亡又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回答死亡的叩问，关键还是要理解生命的含义。

    人都怕死，尤其今天的生活水准提高太快，世俗诱惑太多，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因此，对死亡好像更加恐惧。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老师说，如果怕死，就会让人始终活在恐惧中，而死的时候会痛苦万分，难以解脱。

    我们现在的过度医疗，很大程度上也与对死亡的恐惧有关。人体的复杂性与医疗技术的有限性，决定了医学的不确定性。现有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指南，一般都只能提供一种概率。所谓成熟的医疗技术，也不过是正确的概率比较高而已，所以临床上没有打包票的事情。比如，CT检查肺中有一个小阴影，尽管根据经验，是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排除可能会迅速发展并转移成肺癌。尽管手术治疗会带来相应的身体损害，而不予治疗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万一”呢？这个“万一”可是死亡啊！于是多数情况下为了排除这个“万一”，一般都会选择切除，宁可承受非常大的手术损伤。相反，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看得淡一些，可能就会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譬如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病变会有什么进展。

    2003年，我身上不断发现有可疑癌症的肿块，现在至少有4-5个地方了，但保持观察，结果都没有进展。到我这个年龄，前列腺基本都会发生单纯性肥大，超声检查诊断明确，症状基本可控，相安无事。前年新增磁共振检查，结果发现疑似癌症病灶，前列腺癌抗原标记物（PSA）超标，医生约谈，征求我是否进一步活检检查，我决定继续观察。4个月后检查没有明显变化，再4个月检查，发现病灶缩小，但另一部位——前列腺尖部左叶却出现新的可疑病灶。再过半年检查，没有变化；又过了半年，仍然没有变化，尽管PSA仍轻度增高，医生已经改变诊断为增生结节了。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位朋友体检时，发现可疑前列腺癌，来北京就诊，医生建议做活检，惊吓之余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我介绍他到北大医院泌尿外科，给他做超声检查后明确告诉他可以排除癌症，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但过一段时间，他想想还是不放心，又去省里的大医院检查，在活检时不幸被严重感染，虽然最后证明不是前列腺癌，却差一点丧命于脓毒血症。我想从上面的例子中，大家很能体会到对死亡的恐惧程度会怎样引起到过度治疗。

    对死亡的恐惧还会造成临终阶段的过度抢救，“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成为很多病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宗旨，结果浑身插满管子，无辜经受地狱般的煎熬，最后在极度痛苦下离世。

    我很欣赏作家史铁生的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自带光芒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文化与文明添彩。他说：

    “我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蜡烛。”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如果说得再简洁一点，就是让后人记得我们曾经来过、爱过、为这个世界的美好奋斗过。如果每个人都能这么想这么做，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人们做到生死两安，特别是让人能在生命最后阶段走得好一点，让死后对亲人的抚慰做得好一点。

    生命最后一段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参照全社会平均期望寿命，特别是健康寿命，65岁以后的老人就应该得到全社会更好的照顾。在我看来，老年人失能以后，如果说再加上一些基础疾病，求医问药是必须的，但最后的一段时光在医院里面度过，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衰老患者需要适老的居家或者良好的社区或养老院照护，这一点应该多宣传。对老年康养，不仅政府要在政策与投入上给予保障，全社会都要重视并付诸行动。

    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应该得到更好的临终关怀。当下，安宁疗护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最近，在国家卫健委组织支持下，《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基本用药指南》出台，这标志着安宁疗护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但总体来说，这项事业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

    要做到生死两安，还要做好死者亲人的精神抚慰，这就牵扯到丧葬文化，中国人有崇敬祖先的传统。现在，我们一方面要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要提高丧葬的质量，通过丧葬活动让亲人的哀伤得到缓解，让后人得到教育。

    王一方教授提出“围死亡”的新概念，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以前的妇产科与儿科是分开的，孕期归产科管，生出来的孩子归儿科管，后来有了围产期与围生期的概念，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产妇跟新生儿的医疗服务质量马上就上去了。我们现在建立“围死亡”的概念，就是把生命最后阶段的临终关怀和丧葬期哀伤抚慰统合起来做，我觉得这无论对减轻死亡痛苦，还是对改善丧葬文化都将发挥积极作用。我期待大家对此有充分的讨论，提出更好的行动建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本文根据作者2021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清明论坛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经其审定并同意刊发）

    （《中国社会报》6.9 韩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