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特质的传统文化基因

    在中国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发挥了作用，其中重要的当属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

    “志于道”“一体之仁”与西方“二元对立”具有方法论上的差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任何人通过学道都可以成圣成贤（“全知”）。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个。

    西方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妇、老板与员工乃至兄弟、朋友、企业、国家之间都成为彼此对立的关系。

    中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得以延续。这种世界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之中。

    “不忍欺”的治理境界与“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群书治要·傅子》中讲：“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说明，实现善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善制（完善的制度）和良佐（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才）。善制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麦金泰尔也指出，无论道德原则设计得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换言之，公正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正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这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可见，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为实现善治所必需。要实现善治，就必须保证“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政治与教育合一的伦理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不同

    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文化。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道德教育相分离是其基本特征，那么中华传统的伦理文化，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内涵。在这种政治体系中，道德教育由国家来负责，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

    通过学校教育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治理的一大特色。在道德教育中，坚持以孝道为本、文化为要、身教为先的原则，通过以礼乐射御书术为内容的教育，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圣贤，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北京日报》4.12 刘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