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谭婷成为全国首位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的聋人。这个年轻的女孩选择了这条“艰难、未知的路”。
一
3月30日下午，重庆大渡口区残联的一间会议室里仿佛分出了楚河汉界，区隔开打手语的聋人与听人（听力健全的人）。
手语之间的交流热烈，你来我往。谭婷正在讲“从不同楼层丢下一颗鸡蛋”的故事。聋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不停打着手语回应。
几位聋人是手语普法讲座的熟面孔了。谭婷接到过各种各样的咨询，聋人们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福利政策，比如生育补贴、残疾人补贴；遇到问题时，他们不知道应该找哪些部门求助。甚至有不少聋人问过谭婷，想离婚应该怎么做？去哪里能办理？
很难去统计，在全国，像这样的聋人有多少。“聋哑人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薄弱到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唐帅是谭婷所在律所里唯一会手语的听人律师，他的父母也是聋哑人。
他看到的是，能与聋哑人无障碍沟通的律师，全国范围内寥寥无几。“聋哑人也想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参与法律生活，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有门可诉，当他们触犯了法律时，可以弥补和补救。但这些对他们而言，非常非常难。”
二
2017年，刚大学毕业的谭婷在网上看到唐帅招聘聋人助理的信息，律所懂手语的律师只有唐帅一人。其他听人律师尝试学习手语，往往今天学了几句，过几天又全忘了。谭婷和几位聋人大学生就这样进了律所。她要做的是听人律师和聋人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看懂一个聋人咨询的问题往往就需要几十分钟。转述给律师时，律师提醒她，漏掉了一些问题，一来一回多次，密密麻麻写了一整张纸，才能了解一个当事人大致的信息。
与听人律所的沟通，也让谭婷感到懊恼，“我自己知道，但我没办法说出来。”因常年在特殊教育学校，平日里开口说话的机会少，谭婷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的声带退化，吐字时声音含混连成一片。
与正常人沟通的障碍让谭婷陷入尴尬。她听不到回应，只能从对方的神情里读出些许信息，沟通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她说，“盲隔离了人与世界，聋隔离的是人与人。”
三
很难说清是哪个案子让谭婷决心要考法考，成为一名律师。
有一次，有位聋人表露出想不开的情绪，甚至有轻生念头，谭婷急得不行，但当时她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法盲，能做的似乎只有陪对方聊聊天。谭婷心想，如果自己能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经常有聋人来律所“报案”，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几十个。谭婷记得，最多的一次来了两百多人，很多聋人抱着被子来的，他们把钱投资到一个名叫“龙盈”的公司，负责人是一位在聋哑人圈子中颇有影响力的聋人企业家。“他打着帮扶聋人的名义，说要带着大家赚钱，大家就相信他了。”
涉及恋爱与婚姻方面的咨询也很多。有一个聋人向谭婷求助，他连续被网友骗婚四次，都是在网上认识的女朋友，还没见过面，对方都以结婚为目的，喊他准备“彩礼钱”。等到他转钱后，对方便联系不上了。
为什么聋人容易被骗？“骗聋人的都是聋人。聋人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有些是因为对钱的渴望，有的则是渴望得到感情。”谭婷说。
四
2018年5月，谭婷和同期的4位助理下定决心备战法考。
距离法考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考虑到文字讲课的进度太慢，律所的律师分别帮她们找齐刑法、民法等各种课程，让他们先自学，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再一起讨论。
听不见，谭婷只能依靠眼睛学习。要兼顾工作，凌晨五点多她便起床，抱着书在轻轨上刷题，到律所后对着电脑就是一天。
第一次法考，五个人都没考过。通过法考客观题考试的只有谭婷一人，她的法考主观题成绩差了10分。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有人退出这场“马拉松式”的学习。
这三年，律所里来来去去的聋人助理有三十余人，厚厚的法律教材和真题堆满办公桌，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坚持下来的只有谭婷与其他两位。唐帅记得，谭婷无数次红着眼睛来办公室找他，“她觉得学习法律就是一个魔咒，太难了”。
第三次临考前，谭婷突然收到母亲确诊癌症晚期的消息，赶到成都的医院时，母亲的身上插着管子，翻个身都疼。这是谭婷第一次想放弃。母亲却强撑着拿手机打字，告诉她，“你必须要参加考试，你以后可以帮助那些底层的人。”
五
作为第一个通过法考的聋人，谭婷开始受到很多关注。也有人问谭婷，“你听不到，怎么去开庭，难道要配一个手语翻译吗？”
她解释，其实律师的很多工作都能在法庭外面完成，“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可以和听人律师一起办理聋人的案子，我学习了法律知识，能够更好地提供帮助”。
有人问唐帅，这是不是一场作秀，目的是要把谭婷打造成律所的一个品牌。唐帅听到后很生气，“这不是个可以炒作的话题，也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谭婷受到关注，是因为全国近3000万的聋哑人群体需要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务”。
在唐帅看来，“谭婷们”必然会出现，“现在有了聋人律师，以后也会有聋人法官、聋人检察官，甚至可能会出现专门处理聋哑人案件的法庭。到那个时候，沟通不畅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个边缘群体形成的闭环才能被打破”。
（《新京报》4.10 肖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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