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选择决定中国现代化向何处去

    “十四五”期间，原来高速度的城市化模式支撑发展的动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化速度一定会放缓，原来靠土地融资来推进城市化的模式也行不通了。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显示，乡村创造的GDP在整体财富创造的份额是下降的，接下来对经济增长做贡献的主要还是城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城市在“十四五”期间，作为整个经济发展动力的问题呢？

    上一轮城市的物质形态，是整体经济的主要来源，例如房地产。但城市接下来应该回归它的本质——城市是一个人流、知识、思想、创新集聚的地方。重要的是在这里发展创新活动，提高创新密度，然后把这些创新知识所转化的产业发展起来，下一步中国的城市会急剧分化，创新科研能力的和产业升级能力强的城市，会在竞争中胜出。

    照这个逻辑，“十四五”期间城市的行政边界也会改变。“十四五”期间人的流向会打破原来的以行政配置资源或行政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包括行政边界、城市的整合都会变化。人们会不断地根据自己对城市的评价及其在城市中可寻求的机会来选择去留。

    “十四五”期间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城乡循环的问题。“十四五”期间讨论城乡关系，核心应该是城市、城市的延伸带和乡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改变上一轮城市高速发展把乡村甩开距离的状况。这也是我理解的“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的核心——让大多数村庄体面，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基本的保障和适宜的居住环境，再就是养老，这些是乡村的重点。

    其次，乡村的产业应该有一些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一个是城市延伸带来的产业的发展，另外一个就是乡村的农业应该是复兴的。

    再次，要理解乡村的演化是个长期工程。就从现在村庄本身来看，大多数农民是要离开的，所以整个乡村的演化需要几代人的过渡。

    第三个问题更重要，中国未来农民怎么办？长期以来我们在农民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让农民成为城里人的制度设计。我们的政策设计基本上一直想着农民还会回去、应该回去。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民一直是这样，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农民的去向，取决于我们对待农民的基本理念，“十四五”期间是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农民进城还是回村的政策选择，决定了整个中国现代化在这个关口到底向何处去。

    （《社会科学报》2.18 刘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