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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中国古代官方立法的唯一正统思想。
但随之而来，一种深具“中国特色”的名为“《春秋》决狱”的司法原则(即用儒家学说的经典教义来指导司法解释和干预司法判决)，也渐渐成为一股横行中国司法两千年的“沙尘暴”。
追寻着这股沙尘暴最早的尘土，从额济纳旗归来后，我又独自一人，来到了祁连山下的酒泉城，漫步在那些汉代残存的古迹上，努力寻找着一个遥远的法律故事。
这个法律故事，是一个典型的“《春秋》决狱”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在东汉时期轰动一时的、关于一个弱女子手刃仇人、又自首投案，但法官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司法故事。这个在当时被传说得沸沸扬扬、其与杀父仇人“不共戴天”的复仇观念受到当时社会普遍赞同的著名故事，正是一个关于“天理、人情、国法”的激烈冲突、法律正义与儒家道德猛烈碰撞的经典故事。而最后，这个按儒家学说的“忠孝”原则去裁决案件、鼓励私刑复仇的故事，亦成为中国法律走向“儒家化”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在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城里，曾经发生过一宗惊天动地的“孝女复仇案”。
据有关资料记载：那孝女的名字叫做赵娥。数月之前，赵娥的父亲被酒泉县的恶霸李寿打死，但当地的官府对此事却不闻不问。不久之后，赵娥的三个兄弟又同时死于一场瘟疫。赵娥因早已出嫁到了邻县，才侥幸逃过了这场灾劫。 据说，那个恶霸听说赵家的男丁已经全部死光了之后，高兴得大排筵席、大宴宾客，并得意洋洋地说：“从此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再不怕有人会来报仇。”消息传来，那赵娥自然是悲愤交加。为了给父亲报仇，她上街买来一把快刀，天天在家里磨刀不止。
左邻右里得知此事，纷纷前来劝阻赵娥：“你一个纤纤弱女，怎么斗得过那个恶霸?不如就此算了吧。或者，不如用重金雇佣一个杀手去把他干掉……”那赵娥一边垂泪，一边咬着牙关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大仇不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再说，为父报仇，这纯属做儿女的责任，又怎么能请他人帮忙呢?”于是，她不顾众邻的劝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携刀潜回了酒泉。
经过一夜苦苦的守候，次日清晨，当那名恶霸骑马出门时，赵娥就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挥刀狂斩。那恶霸大惊之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赵娥急忙扑上前去，用尽全身的力气，举刀猛砍。岂料，情急之下，那刀却砍在旁边的一棵树上断为两截，这时，赤手空拳的赵娥急中生智，乘乱拔出李寿的佩刀，用恶霸自己的刀，砍下了他的脑袋，然后，把刀子扔在大街上，步行到酒泉县的县衙门前投案自首。
震天价响的鼓声惊动了县令，匆匆升堂，目睹这位满身鲜血的女子，并终于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惊讶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依照国法，“杀人者死”，这女子显然是一名应受到法律惩罚的犯罪之人。但，如果按照儒家学说的经典教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父不(当)受诛，子复仇可也”(《春秋·公羊传》)，而眼前这位滥用私刑为父报仇的弱女子，则不仅不能算是一名罪犯，相反，还应是一名大智大勇、为民除害的“孝女”、“烈女”!而她那种“故意杀人”的行为，不仅不能被视为一种狂暴、残忍的犯罪行为，相反，还应被视为一种合乎儒家道德观念的、最“孝义”的行为。“是耶，非耶”，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面对这种“儒学、人情与国法”的严重冲突，那位饱读诗书的县官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把弘扬和捍卫儒家的道德精神摆在了第一位，而把维护“国法”尊严摆到了最末位。他竟然拒绝受理此案!并当场解下随身携带的官印，表示要辞官不干了，让赵娥赶快逃走。
谁知当时的赵娥，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来，她说道：“为父报仇，是我的责任。犯罪当罚，也是我的责任。现在仇人已死，我请求县官大人按照法律来处罚我，以维持国法的威严。”这番大义凛然的话，简直就像一声惊雷，震得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但那位县令却横下一条心，把官印往县尉的手里一塞，掉头便走。那位县尉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恭恭敬敬地把赵娥接到自己家中住下，并将此宗千古奇案急急上报给郡守，请上司定夺。
没想到，这样一宗简简单单的刑事案件，竟会搅得当时整个中国司法界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平心而论，这案子并不复杂，复杂的只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中国社会文化的传统特色。说起来，受害人的家属在法律之外自行杀死仇人，实行“血亲复仇”，官府对此类事情采取一种“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这也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古代法律传统，并非仅仅是我们中华一国的特色。在别的文章中我便提过：自古以来，欧洲各国的法律，一向把杀人、伤人这些罪案视作两个人、两个家族之间的私事，对这些罪案，官府权力和国家法律一般都不会介入或出面制裁。表面上看，西方法律的这种做法似乎有点儿太过“无为”，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来说，“人命关天”，官府怎么可以坐视不理?但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习惯在这种貌似懒惰的做法背后，事实上却也悄悄地开启了一道通向文明的大门：在解决私人之间的伤害纠纷问题上，除了任由双方实行野蛮的“冤冤相报”之外，以西方人的习惯，还给出了“接受赔偿，平息冤仇”这样一条文明的途径。要野蛮?还是要文明?西方法律的做法是让当事人双方去自行协商、自行选择。但在我们中国，却早自商鞅入秦、制定《秦律》，就把杀人、伤人、“血亲复仇”这类事情看成是严重威胁到统治秩序的重大罪恶，特别强调要由官府用严厉的“国家刑罚”来“为民作主”，加以严惩。与此同时，从《秦律》开始，中国法律又一贯严禁被害人家属与加害人一方私下和解、严禁私相授受赔偿，这样一来，在强大而刚性的“国家意志”面前，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和权利就完全被排斥在司法过程之外，而中国法律在处理此类伤害案件时，那种向“双方协商”、“损害赔偿”、“权利救济”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在客观上被完全堵死。
两相比较，我们中国古代的刑事法律，是否有点儿“喧宾夺主”的味道?
正因如此，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故意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意外事故，只要在纠纷冲突中死了人，那死人的一方，就必然是、也只能是向官府投诉，强烈要求官府“为民作主”、让“杀人者死”!因为中国人除了“血债血偿”之外，至今都没有什么合理可行的“权利救济”或“损失补偿”的途径供他们抉择。而万一官府敷衍塞责或贪赃枉法，对受害方的要求久拖不决、无所作为，那么，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等伦理道德观念的长期鼓动下，那些孝子贤孙们，为了出一口恶气，便只能“天经地义”地去以身犯法，向罪人，甚至向其家属，展开一场没完没了的私刑复仇。
于是，在东汉儒学盛行、“《春秋》决狱”盛行的年代里，这种视国法如无物的、“冤冤相报”的私人复仇案件便层出不穷。而中国古代的法律文明，又发展出了另一种奇怪的特色。
最后，这宗轰动一时的“赵娥复仇案”，却以一种任何人都始料不及的“皆大欢喜”结局收场。据县志记载：那位酒泉郡守和凉州刺史在紧急商议之后，联名向朝廷上了一封奏章，奏章的大意是：考虑到孔圣人曾教导说“百行以孝为先”，而且，圣朝一向有“以孝道治天下”的精神，所以，请求皇上法外施恩，赦免这名孝女的死罪，云云。而汉灵帝在阅读了这份来自塞外孤城的加急奏章之后，也不由得连声拍案称奇。他马上颁下了一道圣旨，不仅免去了赵娥的死罪，还对她“为父复仇”的行为大加褒奖，封赵娥为“孝女”。
这真是应了一句商鞅的名言，叫做“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据说当时，酒泉的官府，马上兴高采烈地为赵娥树碑立传，还让赵娥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地，将一面镌有“忠孝”二字的匾额挂在了赵娥家的大门口。而始终沉默不语的，便只有那部被所有人踩在脚底下的“国法”。
今时今日，当我来到祁连山下的这座小城，徘徊在西环南路那仅存的一段汉城墙下，徜徉在市中心那座明代鼓楼周边的繁华大街上时，举目四望，这宗发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惊天案例，到如今，已经全然无迹可寻。有路人指点我说：在鼓楼东面的不远处，还保存着一片汉代县城的古老遗迹。于是，乘搭上一辆公交小巴，我寻到了那座“西汉胜迹公园”的大门口。
一走进那座古木参天、雀鸟啾鸣的汉代园林，我就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古代的酒泉人，也许对“法律”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因为，在那座洋溢着大汉雄风的“祁连望阙”的阙门下，一左一右地蹲伏着的两尊雕像，不是骆驼，不是骏马，也不是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正是两尊巨大的、象征着中国古代法律化身的“独角兽”。乍见之下，这种在全国各地许多城市都极为罕见的独特景象，令我不住地暗暗称奇。沿着那条“盛世丝路”，向一座大红门走去，忽见黄叶深处，有一座古朴的碑亭，碑亭之下，有一方用石栏围住的泉眼，泉水清清，正汩汩地涌入旁边的一个大湖。细看碑亭上那些古碑文，方才知道：我虽未寻到赵娥当年投案自首的那个县衙门，但却无意中，寻到了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发祥地——“酒泉”。
据碑文介绍：公元前121年，西汉名将霍去病在抗击匈奴、大获全胜之后，回师驻扎在此处。当时，汉武帝遣特使从长安送来三坛美酒，赏赐给霍去病。但霍去病认为：战胜匈奴，功在三军，美酒不可由我一人独享。但兵多酒少，怎么办?于是，他便下令，将三坛御酒都倾入我身边的这个泉眼中，他则与全军将士用碗瓢号角等取泉水共饮。从此之后，这段佳话千古流传，这个泉眼便被后人称为“酒泉”，而那座当年由霍去病率军筑起的、依山带湖的边塞小城，亦由此得名“酒泉城”。
从这两天我在酒泉所见所闻的那些历史故事和法律故事来看，毫无疑问，汉代的中国人，大都是一些有个性、有高贵品格的人(那名恶霸当然除外)。
那位抗匈名将霍去病，为国为民、艰苦奋斗，且能居功不傲、与部下同甘共苦，其高风亮节，正如那座巍然耸立的祁连山。那位赵娥，敢作敢为，而且也深明大义，对家庭和社会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无可否认的是，她始终从心底里对国法尊严抱有衷心的敬畏。而那位弃官出逃的酒泉县令，尽管在面临“天理、人情、国法”的激烈冲突时做出了一个逃避的选择，但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儒家理想的坚持，却也显出了一种侠义的风范和善良的品格，使其蒙上了几分令人起敬的堂吉诃德色彩。
以上这些古代的酒泉人，不管是男是女、是官是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特质，例如：有理想，有抱负，不避生死、艰苦奋斗，对国家、民族、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等，即便放到现代公民社会来考察，也是非常宝贵的公民素质。
但这么好的国民素质，这么优秀的民族精神，为什么到了近代社会却衍生出越来越落后的法制，以及一度被洋人诟病为野蛮残忍的法律传统呢?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个人认为，这问题，恐怕就出在我们古代社会的“有法不依”、法治不行上，出在我们的司法传统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上，出在儒家学说中的糟粕部分对广大民众的恶劣影响上。当然，这些仅仅是我的一孔之见。但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复仇案件的产生，首先源自于“恶霸杀人而能逍遥法外”这一最基本的事实，源自于基层官吏的“司法不作为”甚至“司法不公”。而在古代中国，在对杀人、伤人案件一向实行“公力制裁”、“国家惩罚”的大背景下，司法机关一旦疏忽职守或贪赃枉法，而使法律正义失语，广大民众在“有冤无处诉”的情况下，便必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于法律的途径之外寻求“自力复仇”。这宗“孝女复仇”案的深层原因，正是法律正义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缺位。没有了法律正义，这个社会又怎能做到“秩序”与“和谐”?
等到冤冤相报、乱象纷呈之际，当局者转而以儒家的教义去修正法律正义缺位的过失，想以一个“孝女”的牌匾来平息事端，这实际上是在以一个新错误来掩饰一个老问题。
这就难怪，中国历代藐视法律的私人复仇案件总是层出不穷。而在广大的中国民众中，在那种“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不知“司法公正”为何物的劣质法制传统的长期浸淫下，也很难培养并普遍欠缺一种“守法、敬法、爱法、护法”的现代公民素质。说到这里，你也许就不难明白，在我们这个曾拥有如此辉煌的法律成就、具有如此悠久的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今天的法治之路，为什么仍是那么地艰难。
追忆前事，一声叹息之际，赵娥那段大义凛然的言辞——“请县官按法律来处罚我，以维护国法的尊严”，又忽然从我的脑海中冒了出来。
毫无疑问，赵娥本人，对法律充满了崇敬。但是，其他人呢?皇帝、官员和社会其他的人呢?很明显，我们的法律，至今也未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因此，在步出泉湖公园——那个著名的“西汉胜迹遗址”公园——的大门之前，在一地金光灿烂的斜阳中，我长久地流连在那两尊巨大的独角神兽雕像身边，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摘自《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5.00元）
